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刘宇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拜登执政以来，希望清除“特朗普遗产”，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烙印。然而，一年多过去，拜登支持率屡创新低。一年来拜登的“政绩”为何提升不了支持率？

内政：左支右绌，弊病难除

拜登执政之初，力图一扫“特朗普主义”阴霾，带领美国走出困境。拜登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疫情防控，这不仅关乎美国民众生命安全，也关系美国经济能否尽快走出泥潭。

然而，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在拜登执政满一周年之际，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6854万，死亡病例超85.7万。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分别为2800万和49.5万。

拜登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发表讲话

疫情防控不力直接导致美国经济复苏难度加大，美债和供应链等问题频发。虽然拜登先后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和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但美国社会依然面临经济高通胀、供应链危机不断的窘迫局面。同时，总额约2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国计划”支出法案在国会仍陷僵局。

拜登政府的社会安全政策也乏善可陈。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拜登执政之初力推的《2021美国公民法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能在具体领域推动部分立法。在枪支暴力问题上，政府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拜登处理内政左支右绌，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扭曲的政治体系与制度失灵。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已被政治极化、“否决政治”和两党恶斗劫持，正常决策流程发生异化。共和党人全盘否定拜登政策，美国媒体热衷渲染对立情绪，前任总统特朗普依旧在共和党内拥有影响力等，都是美国深陷对立与撕裂深渊的原因。

外交：力求改变，效果不彰

拜登执政后在外交领域重点作出五大调整。

一是保留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内核，延续“大国竞争”战略，但在实施形式和手法上作出调整，继承了奥巴马时期的“巧实力”外交策略，既强调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回归，又强调“不做蠢事”的权力使用技巧。然而，这导致美国外交战略更趋平庸。

二是加强与盟友互动，夯实同盟体系，续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拜登将欧洲定为上任后的海外首访地，通过高层会晤和机制建设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试图将中国议题打造为美欧同盟粘合剂。新建美英澳新联盟、激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极力扩大在亚洲地区的介入与影响。拜登政府仍将“印太战略”视作最重要的地区战略，一边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希望尽快将战略资源向“印太”配置，一边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希望补足地区战略的经济短板。然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处理，招致不少盟友和伙伴的批评质疑。

三是强调民主价值观，力求恢复基于西方共同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思想根基。美国以价值观为抓手，拉拢盟友与伙伴，大张旗鼓召开“民主峰会”，并试图在数字治理等新领域、新议程中推进西方民主价值观。然而，从国会山骚乱事件到美国国内疫情久拖未决，一系列事件让世人对美国推广的“民主”和“良治”有所质疑。

四是行动上表现出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重视，希望将其打造为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抓手。拜登执政后迅速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及协议，还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试图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成为议程设定者、引领者。不过，拜登政府支持多边主义，本质上是为了维持霸权，而非真心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总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拜登一年下来顾此失彼、两头失分。这再次让人看到美国的分裂与衰弱，而要真正弥合裂痕、重振国力，拜登恐怕有心无力。

本文首发于《半月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