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4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战略青年读书会第九期活动。本次活动的阅读内容为《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五章和第六章。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和牛津大学的战略青年和来自参考消息的马骐騑参与了本次线下读书会。本次活动由来自参考消息的马骐騑和战略青年学术部成员、来自牛津大学的吴迪博士担任领读人。这是战略青年就本书的最后一次读书会。

领读人马骐騑认为，该书侧重于历史史料的解读，给我们呈现了冷战时期特定大背景下中国战略的选择，为当今中国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宏大视角。但受限于议题所涉及的时间段，目前尚无更多的一手史料与基础研究可供参考，因此在叙事结构上更侧重于事实的排列。此外，值得注意的一个核心事实是，在中美缓和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安全关切始终是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领读人吴迪认为，在研读中应注意到，在大国关系中，领导人最易混淆安全与非安全因素。这一点尤为重要，应注意区分。

在主题发言环节，王静姝认为，在对美关系缓和与对苏关系正常化两章中，牛军老师着意叙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但两个案例中的“战略大三角”不尽相同。这展现了决策形成的被动与主动之差异。就决策机制而言，这两章也提供了在非战时期战略决策机制的案例。从两个案例来看，若以决策这一以意志决断为主要内容的活动为目标，一个体制应当有权力集中的成分以保证体制的稳定与单一主体性，但权力如何集中则有多种办法，在战略决策中，权力集中最优的体现应当是智力集中，各取所长地为最终决策贡献智力，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做出取舍。当然，后人评价战略决策的成功与否，本身面临“后见之明”、“现状偏好”等问题，但纯粹地处境化理解又难以达成所谓评价。

崔元睿认为，中国对外决策在70年代后期开始的转型属于对冷战体系的主动塑造，根本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但是在调整对美和对苏双边关系的长期复杂进程中，具体的政策行为，例如提出对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等，则是典型的适应安全环境的举动；但归根结底，适应安全环境和主动塑造体系的行为逻辑是并行不悖的，而且相互配合。成功的危机管理是安全关系缓和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危机管理成功做到了明示底线和培育互信的关键作用，但危机管理并不必然产生建立安全关系必须的信任要素，稳定的安全关系也无法仅靠危机管理维持。她还提出，日本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构建过程中的角色特殊，美国如何在对华关系决策中吸取其关键盟友的意见值得进一步关注。

刘宇宁认为，经过20年的敌对与隔绝后，中美双方和解的大门于1969年在华沙打开一条缝，双方同时打开关系，两国关系缓和，这是历史的机遇。历史性的外交事件有着意义深远的重大背景：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所谓“革命性”转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1969年夏秋之际，中国决策层也在开启历史性的对外战略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曾经在国际冷战体系中选择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转向通过与宿敌美国实现和解，从而缔造一种新的战略均势，其根本动力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革。尽管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变革是和解的主要动力，但是，变革并没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主要是由冷战背景下中美对抗的结构性特点（如台湾问题、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全球冷战体系下与美国的系统性争斗（意识形态、现代化模式、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在各领域对抗意识与采取行动均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存在明显互动所决定的，所以应将中国决策者的思考与行为置于由决定性因素组成的历史结构进行考察。

领读人马骐騑和吴迪围绕思考题，对战略青年的发言逐一进行了点评。随后，战略青年们就中美缓和的历史机遇、为何中美从缓和到建交历时较久、退出冷战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最后，战略青年秘书处为领读人赠送感谢礼品，并为积极参与读书会的战略青年颁发了本系列读书会的奖品。

战略青年读书会通过组织战略青年深入阅读和讨论战略史、战略理论相关书籍，在阅读中提升战略意识，培养思考国际问题时的战略思维。战略青年项目是面向国际问题领域的青年学生和青年专业从业者的研究交流组织，作为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指导下的专门项目运行，由青年自主组织，通过讲座、研讨会、圆桌及年度大型论坛等多样形式，培养有战略眼光、有国际视野，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和学者，推荐并资助其中的优秀人员去国际论坛学习、观摩和发言，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撰稿人：刘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