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欧关系在发展中调整，这一过程在新的一年还将持续。

2023年，中欧关系在巨变的世界中密切互动、快速发展。整体上看，中欧关系互补性依然强劲，但竞争性在增强，欧盟基于“制度性对手”理念的对华“去风险化”政策尚未对双方关系产生实质的负面作用，但对欧洲社会对华认知已产生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动摇中欧关系的人文基础。

展望2024年的中欧关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中欧对双方关系的战略意义有高度共识。

相近的战略处境促成战略共识。一是国际局势剧烈动荡，过去一年更是不断加速。俄乌危机未平，巴以冲突又起，危及全球贸易要道和战后形成的全球安全架构，各种危机都危及欧洲的地缘安全，也触及高度全球化的欧洲和中国的经贸利益。

二是美国对华全面战略遏制和中国的被迫反制加剧了欧洲的战略焦虑，2023年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虽给欧洲带来些希望，但欧洲人普遍担心特朗普主义可能复辟，许多国际问题研究者认为这是2024年国际政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欧洲必须为此做好最坏准备。

三是欧洲内部社会经济面临融合与发展的历史叠加压力，经济增长乏力激化社会分裂等，这些已是侵蚀欧盟各国的痼疾，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强有力的经贸伙伴。

四是中国要加速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美国全方位战略遏制和疫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及内部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阻力和内部压力，迫切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环境。中欧是当今动荡世界中重要的经济体和贸易伙伴，也是国际关系中肩负重大责任的稳定锚，维护好、发展好相互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各自利益，也“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从中欧官方对去年历次高层会晤的评价可以看出，双方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有高度共识。这是疫情后一年多的中欧战略沟通的显著成效。

其次，中欧对加强双方相互认知有迫切需要。

当前，中欧双方相互认知水平，尤其是欧洲的对华认知，尚不能与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相契合。双方高层频繁交流，透露出增强认知的迫切性和认知赤字。

一是欧盟维持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战略定义。这既反映出其意识到中国快速发展但又不确定如何应对的焦虑，也透露出对华认知的分化。经济界视中国为伙伴，更看中合作与健康的市场竞争，而政府和某些政客则出于意识形态和选举政治利益考虑视中国为挑战者，甚至是制度性对手。

二是欧盟对华政策加速“内政化”，成为欧盟和成员国各种政治力量争斗的砝码和工具。一些政党为了迎合选民不断渲染中国制度威胁，欧洲议会2023年底出台的对华关系文件可谓是一年来抹黑中国形象的集大成者。虽然该文件的注脚称只代表作者观点，但以欧洲议会名义发布，自然对中欧关系有很大负面影响。类似情况也在一些欧盟成员国议会发生。

三是中国一贯支持欧盟发展、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稳定的对欧政策多年没有变化，但中国的经济却在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加强，中欧关系的力量基础发生了结构变化，欧盟对此很敏感。

四是中欧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如何看待和处理第三方因素对双边关系有重要意义。过去一年里，欧盟提出不要以美国因素看待欧洲。同理，欧洲也不宜从第三国因素定义中国。

最后，中欧关系的世界意义和全球责任将进一步彰显。

一是当今世界科技驱动的国际关系变化不是传统量变的重复，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竞争和冲突的范畴，气候变化、大规模流行疾病甚至人工智能的破坏性等问题，都是针对人类整体的系统性威胁，各国要共同面对。大国和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更要承担共同的责任。各国必须意识到，传统的绝对安全观和为我优先的发展观已经不合时宜。中欧是全球保持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应该也能够担负起全球责任，推动、引领其他大国或重要区域力量朝着全球合作、呵护人类共同家园的方向行动。

二是从战略上准确定位和正确看待中欧双边关系。对欧洲方面而言，不能因为中国发展强大了，就只看到竞争，而看不到欧洲也分享了中国发展的红利；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不同，就把中国看作制度性对手，认识不到各国有不同发展模式。中方要意识到，欧洲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有个过程，不同政治力量之间认知差异很大，宜保持耐心和定力，坚持对话。

三是推进中欧各领域务实合作机制，确保双边关系有不断的活力和持续稳定，增加双边民众福祉，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引领国际关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是加强中欧社会层面合作与交流。人员来往，促进民众间的相互认知和友情，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是持久的基础。文化、教育和学术的交流对双方社会系统和深入的认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综上所述，中欧关系充满活力和潜力，合作共赢的机会远大于竞争，更不存在制度对立。中欧关系有经历不同时期的足够历史厚度和涵盖各个领域的现实宽度，双方有智慧和能力不断解决分歧，并在解决分歧中巩固关系，推动发展。

本文2024年1月7日刊载于《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