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公布内部调查结果，这家由中国引领的全球性开发银行度过了自2015年成立以来的首次领导力信任危机。该行全球通讯负责人鲍勃·毕加博于6月12日辞去职务，随即指责亚投行“由中国共产党操控”，存在有毒文化。毕加博的母国加拿大政府宣布，立即停止与亚投行有关的官方活动，并对毕加博的指控展开调查。加政府还试图协调盟国施压亚投行，但没有取得成功。

公布的调查报告长达36页，内容详尽，基于证据和法律予以分析。笔者认为，这份报告结论公正，建议中肯。“毕加博事件”对于国际组织优化管理，以及国际职员培训和教育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启示一：发展危机管理的最佳实践。危机管理考验国际组织及其领导层的高贵品质、诚心正意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加拿大是亚投行的重要股东，持股约1%，对于其提出的调查要求，亚投行第一时间作出积极回应，宣布与之全面合作。与此同时，亚投行董事会主动发起一项内部审查，由总法律顾问牵头，向召集人（Dean）主持的、由董事会成员组成的特设工作组报告。这也是召集人作为监督行长的专设制度首次公开适用。7月7日公布的调查报告作为这次内部审查的最终结果。

亚投行采取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是出于适当性考量，而非法律要求。其初衷是为了维持与成员国的信任以及良好工作关系。对付诽谤的最好办法是保持透明度，诚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无事不能与人言”。亚投行在危机刚刚发生时曾表态，“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一场危机由此变为证明亚投行良法善治的机会。调查报告还建议亚投行建立危机应对和沟通机制。

近年来，管理层危机在国际组织并不鲜见。2021年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2020年时任WTO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2022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都曾遭遇大股东国质疑和批评，后两位甚至在任期结束前被迫提前辞职。尽管毕加博的指控被判定“空泛且缺乏事实支持”，而且这次危机的性质远没有其他国际组织那么严重，但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人们再次强烈地感受到国际合作的信任赤字。

启示二：发展职员管理的最佳实践。国际职员应遵守其行为准则——在履行职责时只忠于其组织，而非其他当局。毕加博这样表白自己离开亚投行的原因：“我是加拿大的爱国人士，除了辞职别无选择……加拿大作为亚投行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段自述表明，这位郁郁寡欢的先生在亚投行15个月的短暂任期内，内心是多么矛盾，因为他在入职时需要书面宣誓，“仅以亚投行的利益为准来规范自身言行”。作为亚投行职员，只应高举发展大旗，而不是某一国的旗帜。事实上，内部调查报告表明，毕加博在任期间的表现既不专业也不负责。调查报告为此提出整改建议，重点加强高层管理职位招聘的前端筛查。

应当指出，对组织忠诚并不一定要牺牲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两种崇高的情感并非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包容和合作的态度，这两种情感是可以调和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对组织忠诚似乎与爱国主义相冲突。例如，一国政府可能寻求向其所属国籍的国际职员发出指令，或影响其履行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同时可能导致该国际职员违反其行为准则的风险。这将造成国家和国际职员的利益或声誉受到双重破坏的后果。可见，国际职员保持独立于母国政府的影响，符合自身和母国的根本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启示三：理解中共党员在国际组织扮演的角色。毕加博声称其离开亚投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党员操控亚投行，而他不愿意在“可以想见的最有害的文化”下“扮演一个有用的白痴”。毕加博的指控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存在的广泛而深刻的偏见。毕加博还以“有毒文化”“白痴”等标签，间接地侮辱了亚投行的同事。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爵士(Sir Danny Alexander)反驳称，这种说法并不反映他自2016年以来在该行工作的亲身经历。

中共党员身份在国际组织中并不鲜见。无论在中国引领的亚投行，还是在中国作为第三大股东的世界银行，都有数量众多的中共党员职员。在这些组织中，他们履行职责时与其他职员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作出区分，共产主义信仰只能激励他们把工作干好，争当模范先锋。正确认识党员身份，对于中国引领和参与的国际组织，都有重要意义。

亚投行对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一体开放；同样地，世界银行反对歧视福音派信徒、清教徒、自然神论者和共产党员。反映在国际组织的职员行为守则上，基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歧视都应受到谴责。鉴于此，国际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倡导多元和谐的文化，此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解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