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通过检测与隔离切断传播链、实现“动态清零”的防控手段在实施难度上不断升级。一方面，病毒变异导致的传染性与隐匿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它对各级政府从物资人员保障到组织实施能力形成全面大考，也客观上影响了民众的出行与日常生活。随着全球范围内报告疫情导致死亡人数的下降，认为中国实施的“动态清零”策略收益逐步下降、不再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中赢得了部分听众。那么，疫情防控这笔“账”究竟应该怎么算？

当前最为流行的方法，是用入院率和死亡率来衡量疫情造成的生命损失，由此反推抗疫的“健康收益”。由于疫苗的普及与奥密克戎毒株相较于其“祖先”的温和属性，这两个指标——尤其是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呈现下降趋势。既然疫情造成的损失下降了，防疫的好处也就相应小了。这也是新加坡等国转变抗疫思路，从“防感染”转为“防入院”“防重症”的重要依据。根据这种看法，只要不造成医疗挤兑，保障重症救治能力，即便感染基数大也不会造成问题。　　

撇开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新冠死亡率降低依然可能造成大量死亡不谈，这种“算账”方式本身就带有局限性，因为避免死亡并不是公共卫生干预手段的唯一目的。一些传染性疾病，如河盲症、寨卡病毒感染，虽然死亡率很低，但会带来失明、新生儿缺陷等长期后果，不仅为患者带来痛苦与折磨，也成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沉重负担，因此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类似的，随着新冠病毒感染长期健康后果的显现，死亡率的单一指标对评估疫情严重程度与否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以英国为例，超过100万人在感染病毒一年后依然受到疲劳、“脑雾”、关节疼痛、呼吸急促等症状的困扰。即便是轻症患者、疫苗完全接种者，也仍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在全国未就业人口中，患有“长新冠”的比例从2021年8月的2.4%上升到2022年7月的5%。部分儿童也因这一问题无法恢复正常生活。英国财政研究所估计，“长新冠”一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5亿英镑。此外，新冠病毒感染还有可能造成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发病率上升，或是引起心脏功能受损、儿童急性肝炎等少见但非常严重的疾病。　　

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应当使用“伤残调整生命年”或“质量调整生命年”这样能够反映长期健康影响与患者主观感受的指标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一项针对英格兰地区的研究表明，在疫情暴发的第一年，在45岁以下人口中，疫情导致的质量调整生命年损失要高于以死亡率计算的损失。这不仅是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对决策者来讲，这些指标的引入打破了“疫情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或“大流行只在未接种疫苗者中发生”的幻觉；对公众而言，全面了解存在的风险也有助于个人健康行为的改变。

一旦加上时间的纬度，防疫措施带来的收益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它不仅改善了当下的公众健康状况，而且会通过良性循环带来长久收益。更健康的员工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更健康的父母能够更好地养育孩子，更健康的家庭更有可能追求幸福生活。反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则是健康不良状况与社会发展间恶性循环的结果。因而，与疫情造成的健康损失是短期的、防控措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长期的观点恰恰相反，“躺平”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才是长期的、难以预见的且不可逆的。　　

指标与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工具，但使用何种指标、如何统计数据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下一个变异毒株在致病率与致死率上如何演化？新冠病毒是否已经显露出所有的凶恶性质？“长新冠”是否能够随着时间逐步消退？这些问题暂时都不得而知。但确定的是，科学抗疫意味着根据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及时更新“算账方式”，并以审慎的方式和公众保持沟通。毕竟，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防疫政策怎么定是个实实在在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本文2022年10月13日首发“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