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正如英国国内媒体所预料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前外交部长特拉斯成功赢得党内选举，即将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自撒切尔与特蕾莎·梅之后，特拉斯是出任英国首相的第三位女性。早在半年之前，英国媒体就有意将特拉斯与撒切尔相比，并积极将其塑造成杀伐决断的政治强硬派。然而，英国智库与伦敦工商界对本次选举恰恰表现得极为冷静，并没有对这位女政客给予高度期许。这一耐人寻味的政治氛围，充分体现了英国智识界对英国未来政治外交的焦虑与不安。

为什么选择特拉斯？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保守党内握有实际掌控权的资深大佬内心最为清楚。与前首相约翰逊相比，特拉斯首先是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政治人物。换言之，特拉斯政府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英国保守党内主流政治势力的左右。特拉斯本人对此十分清楚，也乐于以“非常配合”的政治姿态赢得党内大佬的欢心。十四年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临危受命的卡梅伦政府具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带领内阁主导英国政治，在外交政策中更是“新意迭出”。然而，自英国脱欧以来，混乱不堪的英国政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来去匆匆的政客，他们都成为了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治现实的牺牲品。近年来，英国保守党内缺乏政治新思维的顽固势力日益强大，“强议会弱政府”的基本权力架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是英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因此，早已贴上外交政策强硬派标签的特斯拉在外交政策选择上的腾挪空间将非常有限。

英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

自脱欧以来，英国外交政策根本背离了2017年英国政府明确提出的“全球英国”外交战略。恰恰相反，当前英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与“盎格鲁萨克逊”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英国以极为积极的外交姿态回应配合拜登政府，积极倡导基于西方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外交。借助西方集团内多边外交场合，特拉斯主导的英国外交部将英国装扮为美国外交政策最为坚定的欧洲合伙人，重新回到二战以来英国传统外交熟悉的角色与位置，成为美西方民主国家外交联盟的思想供给者。与此同时，英国观察到欧陆国家试图谋求“战略自主”的外交诉求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充分利用俄乌冲突形成的地缘政治矛盾，为英国在当前西方阵营中赢得了一定的战略空间与特殊的美国盟友地位。

可以预见的是，英美特殊关系在世界格局日益激烈动荡的总体形势下，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英国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与文化发展意义上的海洋国家，在美国的欧洲权力版图中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地位。虽然自卡梅伦时期开始，英国试图在对外政策中尝试一定的转变，但是，英国主流政客始终怀揣着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颠倒梦想，始终沉浸在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帝国情结之中，依托美国是英国政界在情感与理智上可以接受的唯一外交选择。英国保守党大佬相信特斯拉对美外交立场是“可以被信任的”。

疑欧主义与英国外交的盎格鲁萨克逊化

自英国脱欧以来，英国外交盎格鲁萨克逊化的特征表现得日益明显，集中体现在危机四伏的英欧双边关系之中。未来的特拉斯政府，极有可能会加剧英欧双边关系的内在矛盾，这是英国国内政治的民粹主义氛围与基调决定的。一方面，美西方阵营内部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国家与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文明国家的裂痕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疑欧主义是深潜在英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无法去除的政治倾向。过去40年，历任英国首相要么是根深蒂固的疑欧主义者，要么是实用功利的疑欧主义者。近年来，双方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均未提供有意义的协商或实质性的联合行动，《英欧贸易与合作协定》产生的遗留矛盾必将进一步发酵，围绕北爱尔兰在英欧贸易中的特殊地位，英欧双方的政治博弈远未结束，英欧双方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意识降到了历史低点。苏格兰、威尔士和与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以上地区为争取重新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的政治诉求日益强烈。

总体来看，在削弱欧盟内部统一性的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原则立场高度一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亢奋。特斯拉本人更是在众多外交场合以“极为积极强硬”的言语，在俄乌冲突事件中强化对立，将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推向极端。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党内疑欧派实权大佬支持其上位，这位新科首相在对待英欧《脱欧协议》遗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比前首相约翰逊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为了掩盖英国脱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混乱，约翰逊政府将英国社会经济危机表述为一种为了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特拉斯在正面解决英欧利益冲突问题上依然会受到来自英国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强大掣肘。

英国不敢在反华道路上走得太远

应该看到，在美国拜登政府极力将世界政治格局导向西方与非西方对立冲突的大背景下，中英发展双边关系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讨论良好互动的中英双边关系是极不现实的。在根本原则问题上追随美国反华制华，是当前英国外交的基本特征。本质而言，中英双方在发展双边关系的根本逻辑、主观诉求与客观需要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英双方的立场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美英主导的北约在亚太地区的积极扩张，是压死“全球英国”外交战略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马德里峰会上，北约明确宣称“中国的野心和强制政策挑战着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盟国将共同努力，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

特拉斯是当前西方社会反华意识形态最为鲜明的政客之一，她在不同场合大肆渲染中国对所谓“自由世界”的威胁，并积极鼓吹西方社会应该协调一致联合制华。可以预见，为了配合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围堵与遏制，英国特拉斯政府在联美反华的议题上会表现得相当活跃。自卡梅伦政府以来，英国就高度重视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地缘政治意义，并积极谋求与中国开展深度经贸合作。然而，“全球英国”总体外交战略在中美博弈的国际背景下，不得不服从让位于美国的亚太外交利益。美国要实现其苦心经营的亚太战略框架与亚太经济合作框架，离不开英国这一忠实盟友的大力支持。在明显针对中国的AUKUS军事同盟机制内，英国的合作伙伴地位将更为突出，其在未来美国亚太战略版图中的作用不容小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亚太地区具有基于旧殖民时期历史的文化影响力，在改善美西方国家与印度、东盟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时意义重大，在美国破坏性介入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合作机制时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但是，特拉斯政府在未来两年具体对华政策依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正如国际学界所言，特拉斯接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烂摊子。自脱欧以来，英国社会民生危机日益严重，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艰难。英国历届政府深知中国市场对于英国商业的重要意义，特别重视中英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更希望进一步推动中英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鉴于英国外交还没有完全丧失基本理智与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特斯拉主导的英国政府不敢走得太远。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6日《文汇报》。本文经作者修改，有所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