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俄乌冲突影响巨大，在国际关系层面，不仅深刻冲击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也强烈动摇了冷战后欧洲一度出现的和平主义憧憬；在内政方面则从各国不同的认识和应对中显露出欧洲各国社会层面受到的震荡，即俄乌冲突不仅是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也事关各国内政中的价值取舍。这其中，外交决策内政化或者说内政格局决定外交决策，是重要的特点。可以说，俄乌冲突深刻影响着欧盟各国的内政和社会，欧洲的主要国家正经历着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大西洋化以及去全球化的“全球化”过程。
（一）德俄关系破裂，经济丧失“压舱石”功能
对于德国人乃至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人来说，二战之后欧洲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没有人能想到欧洲将再次成为战场。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有哪位有影响的欧洲政治领导人或学界人士预见到，俄罗斯会大规模地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有意思的是，这个普遍误判是基于符合实际的判断，即一旦这场战争爆发，就会引起极其惨烈的后果，对欧洲和世界政治都将产生剧烈影响，甚至决定俄罗斯未来若干年里的国运走向，中国也将被牵涉入局，可能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最纠结的国家是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思。“永不再战”被写入德国宪法，成为立国之本。这种自我约束不仅体现在法律方面，还表现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战后德国学界深刻反思战争，形成一个共识：即便未来有战争，即便这场战争会毁灭德国，德国人也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知道，德国不是战争的根源——这种信誓旦旦已经到了“宁亡不战”的程度，可以称之为“绝对的和平主义”。可以说，“永不再战”已经成为德国文化的精神之本。这是从二战结束到俄乌冲突之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反战生态，俄乌冲突也因此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极剧烈的冲击。对一个国家内政和国家整体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战争和战争威胁，在所有可能的改变力量中，战争对国家制度和国民生活的改变最为强烈，也因此最令人不安和恐惧。
没有想到战争却真的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不过，所谓“意料不到”的俄乌战争，只是主流舆论不想承认、不敢预料，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回避自己不愿见到的事件。其实德国是有一些人士很确切地认为这场战争一定会打起来的，因为普京在德国待过7年，关于他这段历史不多的记录中，包括普京一些朋友的回忆——普京被认为是一个言必有信的人，说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沉着冷静，不容置疑。战争爆发以后，德、法等欧洲国家在道义上很支持乌克兰，但他们都跟着美国的定调并不参战。对于如何支持乌克兰，德国人的反应空前矛盾：一开始表现得十分犹豫，虽然认为应该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出于历史原因”，表示不会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这不仅让乌克兰和美国十分不满，也受到德国国内舆论的抨击，恰恰是起源于和平主义的绿党和年轻一代强烈呼吁政府武装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被逼无奈，德政府很快改变政策，许诺援助乌克兰防御性武器。到了2022年4月28日，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情况，联邦议会才最终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这意味着，德国跨越了战后自我设定的不向战争地区输送武器的“和平政策门槛”。
许多事情的发生都逐渐超出预期。战争爆发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德国继续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会断。各种研究预测，如果德国放弃了俄罗斯的能源，年度损失至少在1200亿欧元左右，年经济总量会下降2%-3%，有的预测甚至估算到6%，这个数字意味着非常巨大的损失。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德国是很不情愿的；即便后来SWIFT系统把俄罗斯的部分银行排除在外，俄罗斯真正负责石油天然气交易的银行实际上没有受到制裁。这使大家以为德国不会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然而，就2022年4月28日之后的情况来看，德国人的态度是宁可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能做西方集团的特殊一员。德国已做了充分准备面对压力，不仅要在道义上面对乌克兰人，还要面对在背后撑腰的美国人，德俄关系全面破裂正在变为现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经济是压舱石的学说，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检验。
（二）再意识形态化，对抗变得不惜代价
欧洲明显在经历“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如果说冷战时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则变成欧洲人自己定义的“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之间的对抗。“再意识形态化”容易导致的惨烈后果就是冲突不计后果，不以可定义的利益作为底线，冲突一旦爆发，就难见终结。俄乌冲突使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有中断的可能，但德国宁肯“断臂”也要这样做，说明上述再意识形态化过程在欧洲非常明显。
俄乌冲突还没有爆发之前，2021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线上回答记者“怎样对待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提问时，他提到，“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文学，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矛盾再大，俄罗斯也是欧洲文明大家庭的成员，大家依旧是自家人。这一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也多持同样看法，普京总统曾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和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把自己当作欧洲人。然而如今看来，俄乌冲突使这种历史、文化的连接出现了断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曾表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应该维持正常。按照默克尔的逻辑，“北溪-2”不应该被停掉，就算是在冷战时期德国也使用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什么现在反而要暂停？从这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这场俄乌战争在欧洲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要远远大于冷战时期。此番“再意识形态化”的冲突程度，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还要严重。因此，“新冷战”的概念应该谨慎使用，因为当前显然已不仅是冷战的问题，俄乌军事冲突给欧洲和世界政局带来的剧烈震荡，可与核聚变造成的破坏力相比较。
（三）再军事化，欧洲彻底告别“文明力量”学说
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除将每年常规军费开支GDP占比提高到2%外，还宣布额外增加1000亿欧元的军费，扩大联邦国防军的规模，提升国防军的军备。与此同时，在德国已经开始讨论恢复废除多年的征兵制。法国也有政要表示，俄乌战争使欧洲战略自主的梦想破产了。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欧洲需要军事化，要有自己的军队，这至关重要，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有抵抗力的欧洲。此外，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基础。全球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两个在欧洲。欧盟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成员国在武装部队上的总支出接近2000亿欧元，超过俄罗斯和中国。2022年3月，欧盟发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指南针”计划，认为“欧洲面对日益敌对的环境，必须跨越式地提升军事实力并增强其韧性”。欧盟同时还公布了组建国防快速反应部队的措施，计划到2025年新增5000名应急军事人员。俄乌战争爆发后，关于欧洲需要提升军事实力以增强防御能力的讨论不绝于耳，说明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欧洲将进入再军事化的进程。
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是发挥非军事的“文明力量”，把欧盟一体化作为人类走出战争与和平历史困境的榜样树立起来。虽然这一学说不断受到学界质疑甚至讥讽，但在战后和平主义影响下的欧洲“文明力量”“制度优势”还是有大量的信奉者。例如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众就对任何军事发展都保持着警觉，“军事化”或“军事的欧洲”是政客们竭力躲避的话语。但俄乌冲突打破了这一禁忌，军事、武器、战争、提高军费、增加兵力等军事词汇充斥着议会和媒体的各种辩论之中，有学者称，崇尚战争的词句也开始登堂入室了，进入公共话语，没人再提及“欧洲作为文明力量”了。
（四）再大西洋化，欧洲短期内将更加依赖美国
再大西洋化通常表现为再美国化。原来欧洲的态度是保持自身的独立，并使自己成为在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这组关系中有塑造性的国际力量。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分别是：美国的安全保护、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和中国的销售市场。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欧洲人可能失去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市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尚不明确；剩下的只有美国的安全支撑，欧洲人很难不依靠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武器有许多是美国提供的，虽然是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战争，但主导方却是美国。这是从欧洲的外部来观察。
就欧洲内部的情况来分析，例如一些政党（德国的绿党等）曾经是反对北约、反对美国的和平主义力量，现在的态度却转变成向往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体现了欧洲年轻一代政客的再大西洋化、再美国化。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是和平主义的政党，此次在推动德国介入俄乌战争方面却表现得非常积极。贝尔伯克访问美国时，曾提及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美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像施罗德等较为理性、周全、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的老一辈政治家，被逐渐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思考也被社会边缘化了。
俄乌冲突的变化发展让我们很难以静态的眼光去判断欧洲未来的走向。不排除德国对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态度会在将来出现新变化。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美国的率领下，大多数欧洲国家、北约国家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一致的特征：一开始犹豫不决的土耳其现在也与北约站在了一起。曾被认为北约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德国，此番也顺应了美国的率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的变化，欧洲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俄乌冲突这一受到欧洲各国内政高度关注的议题，在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感受。例如，2022年4月，马克龙总统连任，但他在这次大选中获得的票数与上一次相比要低很多；而与马克龙相竞争的政治力量是主张退出北约的，从票数上看，这一主张背后的力量也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些德国人，包括从原苏联、俄罗斯回到德国的德裔人士，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普京支持者，因而反对乌克兰；乌克兰难民到达德国时，德国也出现了反乌克兰的游行。德国东欧问题专家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甚至认为，如果俄罗斯回归民主传统道路，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俄罗斯甚至可以重返八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还可以与欧盟缔结联盟协议，甚至加入北约。这样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其前提是俄罗斯会发生领导层和制度性变化，这一点美国已经期待太久了。虽然俄罗斯始终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美国因素，欧洲始终怀着与俄罗斯和平相处的愿望，毕竟这符合欧洲的最大利益。
（五）去全球化的“全球化”
俄乌军事冲突引发和加速欧洲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集团化、内政化，这令迄今为止以经济和科技为牵引的全球化发展步履维艰。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通过“分化”“脱钩”和“围猎”等方式实施“去全球化”战略正在全面展开，对此，我使用了一个听上去很矛盾的、有反饰修辞的短语——去全球化的“全球化”。欧洲是美国分裂性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环节，俄乌战争是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战略安全恐惧促成大西洋集团“空前团结”的工具。目前看，其“成功”的显著标志，是定义了对欧洲形成安全威胁和制度威胁的来源，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树立了共同的敌人或是对手，找到了可以自圆其说地在欧洲和亚洲开展军事扩张的理由。
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时间去思考，去静观其变。有两点是必定要坚持的，一是对世界和平的爱好不变，二是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其核心是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无论你是何种肤色，来自哪个国家。欧洲有一些人想让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例如“调停人”这样的功能；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有许多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情愿。在俄乌冲突还没有进行到双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疲惫不堪的时候，在各方依然表现出“恋战”意愿的时候，其他人都难以真正做些什么；只有厌战的主观意愿达到一定程度时，“调停”才有机会发生。焦虑导致的非理性是当下国际政治中随处可见的行为风格，世界由此变得更加不确定，也更加危险。
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的大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所强调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并提出了新的全球安全倡议：“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在一个战争和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稳定的力量，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促进发展的方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也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我们学校有一批来自乌克兰的学生，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向这些学生以及一些在乌克兰的朋友发送了慰问邮件，希望他们平安，不要在这场冲突中受到伤害。爱好和平不仅是中国国家层面的意愿，而且也是社会、学界、普通人的意愿，这些层面对于和平的爱好是整个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化、军事化、集团化之外，观看到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部分，而以这些部分为对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得出更接近关于事件本质、历史事实的看法与判断。
（本文首发于《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30-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