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多年前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观访问，听到这样一个故事。1752年，歌剧《中国英雄》（改编自《赵氏孤儿》）在时称欧洲艺术之都的维也纳的美泉宫隆重首演，获得极大成功。这是意大利剧作家彼特罗·梅塔斯塔齐奥为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特蕾西娅35岁生日献上的礼物。此后，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舍子救孤”的故事，成为欧洲许多大城市的经典剧目，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中国戏曲文化走向欧洲的标志性事件。就连法国作家伏尔泰，也曾根据《赵氏孤儿》改编出五幕歌剧《中国孤儿》。

有趣的是，当时这些创作了中国剧目的作家都没有来过中国。据悉，他们是根据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记载的历史故事，完成其艺术创作的。那时，我们的先人还没有主动开展对外传播的意识和自觉，对外交往的渠道和机会相当有限。有文献记载说，当时旅居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通过他们撰写的游记或报告，为《中华帝国全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游历中国17年。他晚年口述并出版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克波罗行记》，广泛传播了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和所见所闻。虽然这些口述的故事真实性存在争议，但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并对欧洲人走向东方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在罗马尼亚访问时，在一个老教堂中发现了中世纪时一位欧洲传教士撰写的游记，其中有关中国的讲述多达几十页。

这些事情使我感到，能够引起人类社会情感共呜的好叙事，能够被不同文明认可和接受的好题材，在国际传播中至关重要。

做好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传播，塑造中国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首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叙事、好的题材。

这些故事的另一点启示在于，国际传播永远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作为开展对外传播活动的主体，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广泛而深入地推动国际传播工作。

1935年12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著名的中文报纸，即《救国报》，后来更名为《救国时报》。当时发行43个国家，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党的领导人陈云、邓发等，曾经化名为该报撰文，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真相。报纸刊载了许多全世界渴望知道但又知之不多的东北抗联事迹，包括杨靖宇、赵尚志等人领导抗战的英雄壮举。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结交过不少外国友人。通过与这些外国友人的亲密接触与坦诚交流，中国革命领袖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毛泽东同美国记者“3S”，即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友好交往，可以说是我党对外传播史上极为宝贵的经典范例。埃德加·斯诺接触毛泽东后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在伦敦首印后十分畅销。据说，当时很多欧美青年出行时腋下都要夹着一本《西行漫记》，并且以能够拥有此书为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通过在革命圣地延安、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袖所做的大量采访，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了中国》等多部著作，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全面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材料。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就是通过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传到外部世界、流传至今并广为人知的。

时为埃德加·斯诺夫人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译《续西行漫记》，出版后也很畅销。后来，她写了几十部有关中国与中国革命的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正因为如此，1997年这位杰出女士逝世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告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日益接近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舆论场上围绕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经验的信息交流、观点争呜、是非辨析与立场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激烈。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也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国际传播和形象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会议，做出重要指示。相关部门亦多次发文，进行安排部署。国际传播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紧联系在一起。

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国际传播活动与国际传播研究，是同一项事业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国际传播研究的目的，是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补齐短板。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整个外部世界，包括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和国际舆论场上的同伴。

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俄罗斯内外政策和相关举措在我国赢得较为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首先得益于俄方及时、海量的信息传播，更得益于我国主流媒体、各类智库以及专家学者的大力配合。相反，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信息传播，却遭遇反俄媒体的集中围堵和反讦，争取民意支持的努力很不顺利，其国际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这说明，没有传播对象国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与合作，任何对外传播工作往往都事倍而功半，甚至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我们开展国际传播研究，就是要发现各国开展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与路径，借鉴其成功经验，汲取其失利教训，以便进一步改进、完善、丰富我们的国际传播，更好地塑造中华民族可亲可敬、中国党和政府开明开放的国际形象。

（本文系作者5月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指数全球2022——国际传播能力指数方阵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国论坛受权编辑，首发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