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解决阿富汗问题仍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难题，不过，现在所说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含义已经不同。在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前，解决阿富汗问题有三个核心要素，即外国军队撤出、推动政治谈判开始、形成联合政权。现在这三个要素都已经失去意义。外国军队已经撤出，加尼政府已不复存在，联合政府已无从谈起。现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核心含义也可以说是三个，那就是阿富汗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路径有三个层面，即国内关系、地区关系、大国关系。

国内关系是第一层面，它是指阿富汗内部主要关系的妥善处理。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没有国内问题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也可以说，它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

国内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及其国内政策。国际社会要求阿富汗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也就是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各主要族群和政治力量应有相应的代表性。这出于两种需要：一是政治公平，二是政权稳定。阿富汗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是不同的民族、部族、地区、政治和社会力量相对独立，它们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和诉求，它们有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得到相应的一席之地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平衡被认为与政权稳定存在因果联系，如果权力分配不公，国家政权将隐含结构性不稳的因子，最终将激起不满、反抗和冲突，导致国家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

不过，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种平衡的国家权力结构可能难以实现。在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前，加尼政府掌握着国家政权，谈判和分权的实质是要加尼政府交出部分权力，当时阻力更多来自加尼政府，俄美官员都说到过这一点。现在塔利班大权在握，它同样不愿分权，从事实看，塔利班政府的构成在去几个月没有重大变化，这说明塔利班做出实质性改变有很大困难。

平衡的国家权力结构从理论上说是理想状态，但在实践上颇为复杂，因为各方的期望值存在巨大差异，达成共同接受的平衡十分不易。还应看到，形成包容性政府在政治上是最合理和最可取的，但这还不能保证必然产生良好的结果。在好的情况下，它有助于政治团结和政权稳定，但在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无休止的内耗，各方相互掣肘，使国家政权低效甚至瘫痪。非包容性与政权稳定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在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有可能走向动荡，但也不是没有保持稳定的可能。这就是说，非包容性与政权稳定的关系不是绝对和直线的。阿富汗被认为从来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中央政权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往往有限，部族和地方势力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在塔利班基本控制了全国、并且没有强大势力挑战的情况下，如果对部族和地方势力安抚得当，塔利班有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定。 

地区关系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第二层面，这是指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相互关系。

与周边国家关系是阿富汗问题解决的重要一环，只有在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形成良好关系、并且对周边国家不再是外部安全威胁来源时，阿富汗才不再是“问题”。如果塔利班与周边国家关系不睦，并且继续是地区动荡和危险的来源，就不能认为阿富汗问题已经解决，它只是换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从塔利班执政5个多月以来的情况看，阿富汗与邻国的关系并不顺畅。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图兰线”也就是边界领土问题上存在长期争议，巴基斯坦从2014年开始沿着阿富汗不承认的图兰线修建隔离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塔利班在多个地段拆除巴基斯坦修建的障碍物，由此引起的边界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地区，双方都调集了军队，形成了军事对峙；在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边界地区，都发生了射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塔利班国防部长雅库布还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出威胁，说如果它们不归还逃到其境内的飞机，塔利班将采取措施。已发生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是偶然或孤立的，或是由于暂时的局势混乱，但毕竟不是好迹象。

阿富汗对周边国家是否仍将构成安全威胁还是不确定的问题，这包括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输出、贩毒、非法贩运枪支弹药、难民等。在这一方面，既有塔利班的政策和意愿问题，也有它是否具有足够控制能力的问题。例如，在与恐怖组织的关系上，一个问题是塔利班愿否与恐怖组织彻底决裂，另一个问题是塔利班能否对其有效控制。根据哈萨克斯坦官方的说法，在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的暴乱中，有参与者来自阿富汗，他们可能不是塔利班人员，但至少说明塔利班对它们不能完全控制。

周边国家也对阿富汗问题有着重要和特别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正面的意义下，周边国家能够协助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向阿富汗提供帮助，与阿富汗开展各领域的合作，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在负面的意义上，周边国家可能把它们的问题和矛盾带入阿富汗，从而使阿富汗问题更加复杂化，也更难以解决。

周边国家在阿富汗都各有其利益，但它们有些是冲突性质的，最突出的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印巴的阿富汗政策都有针对对方的企图，它们会把阿富汗变为它们战略角逐的棋子。周边国家都有着对阿富汗实施影响的触角和途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密不可分的关系自不必说。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塔吉克族群存在着某种政治同盟，它是塔吉克族反塔利班武装的支持者；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乌兹别克族有着种族的天然联系；伊朗在宗教感情上亲近什叶派的哈扎拉族，在种族身份上又认同同属波斯语系的塔吉克族。以塔吉克族为主的民族抵抗阵线领导人小马苏德与塔利班的谈判地点选在德黑兰，这也反映出伊朗与阿富汗塔吉克族的特别关系。海湾国家与阿富汗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影响同样也是有正负两面。它们是阿富汗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和资金赞助者，但也与一些恐怖和极端势力关系暧昧。沙特虽是1996年仅有的三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之一（另外两个是巴基斯坦和阿联酋），但近年与塔利班的关系变差。有资料说，现在沙特与塔利班内部的强硬派走得较近，而卡塔尔与温和派交好，塔利班与美国谈判的代表处最终设在多哈，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还应看到周边国家对阿富汗在地理上的特别作用。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坐落在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六国之中，没有出海口，对外交通都需通过周边国家。这一地理上的特点也增加了周边国家对阿富汗在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特别重要性。

大国关系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大国关系对解决阿富汗问题依然十分重要而且不可缺少，但在美国撤军后，它的含义也有了变化。一方面，原来美军撤出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条件已经过时，另一方面，美国撤出也消除了中俄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担忧。现在大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政策差异和矛盾，但没有激烈的冲突，阿富汗不是争夺的对象。不仅如此，现在大国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原来美国是拖在阿富汗不走，现在则是想离得远远的；原来中俄希望美国离开，现在则要求美国不能一走了之。

在现今的情况下，大国关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的接纳，也就是国际承认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国是标杆，具有导向作用，并且只有得到大国的共同承认，阿富汗与世界的关系才算正常。其二是协调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不能不承认，中俄和美欧在国际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影响范围，只有在大国合作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才能协调起来。其三是对阿富汗的国际援助。阿富汗亟需援助以渡过当前的难关，在这方面大国应发挥主要作用，而美欧有最大的责任，也有最大的能力。

以上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本路径。三个层面需协调推进。对于中国来说，在第一个层面是促进阿富汗内部向好的方向变化。显然，在这方面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能力有限，它们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阿富汗国内政治的发展。不能不看到，在过去5个多月阿富汗国内政治的发展并未如外界所望。阿富汗没有建立起包容性政府，在人权和女性接受教育方面步伐不大，塔利班承诺不允许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袭击他国，但在与所有恐怖组织决裂的态度上并不坚定明确，从塔利班的实际情况说，与所有恐怖势力而不只是其中的部分断绝关系对它相当困难。第二个层面应是中国着力的重点，这既是因为周边关系对阿富汗的作用更直接，也是因为中国在协调周边关系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中国的倡议下已经有了阿富汗邻国协商机制，它还可以扩大为阿富汗周边国家协商机制，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甚至俄罗斯和其他周边国家包括进去。在大国关系层面，中国的政策应是寻求协调与合作，争取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援助，并与阿富汗建立起正常的关系。

阿富汗的未来并不明朗，在国内政治、社会政策、安全政策、与邻国关系、与外部世界关系上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都有出现不同走向的可能，现在还看不到乐观的理由，对此也需有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