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陡然上升，在召开的G20罗马峰会上，再次成为各国关心的议题。

有一种主张认为，G20应当仿照在全球金融监管领域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先例，成立新的“全球卫生委员会”，作为未来大流行防范与应对的主要机制。该委员会主要成员可是G20的卫生部长与财政部长，并邀请IMF、世界银行、世卫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在短暂的过渡期后，该委员会可成为“永久性机构”。它可以通过建立全球监测体系防范下一场疫情，并保证卫生危机发生后迅速动员财政资源加以应对。据悉，这一提议得到包括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在内的G20成员的支持，但是，金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G20成员对此却反应冷淡。委员会的倡议者之一、“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吉姆 ·奥尼尔认为，是中国在阻碍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抱怨“难以理解为何中国要反对全球卫生委员会”。

事实上，中国始终支持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改革与优化。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过程中，中国主动向世卫组织以及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资，是唯一承诺将本国生产的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国家。在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上，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接受世卫专家组实地调查的国家。客观地说，在过去两年，只要是有利于全球抗疫、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倡议，无论发起者是谁，都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

成立全球卫生委员会倡议一定程度上“遇冷”，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机制设计反映的是部分发达国家的关切和治理主张，一方面稀释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卫生议题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另一方面可能对现有国际组织构成挑战。

首先，该委员会虽然冠以“全球卫生”之名，事实上仅狭隘地关注传染性疾病问题，更准确说，是可能对国际商贸往来造成中断的大流行病。无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拖累全球经济复苏，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治理任务远不止应对单一威胁。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卫生估计报告》，从2000年到2019年，非传染性疾病逐步成为全球主要死因。造成最多新增死亡人数的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正在成为新兴国家沉重的疾病负担。在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命造成威胁的传染性疾病中，疟疾、结核与艾滋病这些传统“杀手”威胁最大，但这些领域的治理在过去几年却呈现倒退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个由世界主要经济体参与、但关注面狭窄的新机制建立，可能扭曲全球卫生政策的优先顺序，忽略国际社会的真正需求。

其次，虽然该委员会设立在G20框架下，但从现有材料来看，制度设计有利于发达国家实际控制。第一，该委员会秘书处的职位分配不依循国际惯例体现成员方代表性的同时考虑贡献大小，而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由此，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人才上的缺口将直接转变为制度性劣势。第二，拟成立的新基金虽然名义上接受G20成员确定的战略方向，但实际运作由捐资方组成的基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机构反映捐资方构成，除了供资国外，还将吸纳私营部门与民间组织。不难想见，其最终成员组成必然也是发达国家占优。

再次，全球卫生委员会可能与世卫组织竞争用于该领域的资金，进一步让后者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边缘化。众所周知，世卫组织一直面临严峻的财务挑战。由于倡议中的委员会机制允许捐资方在基金运作中享有特殊地位，发达国家、盖茨基金会可能为了获取更大发言权而从世卫组织中抽出资金。同时，相关国家推进世卫组织改革的意愿也会降低。G20虽然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但全球卫生治理的水平往往并不取决于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而在于中低收入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展现效率优势的G20机制未必能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移植到卫生治理领域中。

务实、平等与直面危机的精神可以说是G20机制的活力来源。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G20有责任在新冠疫情应对中有所作为，但要让这一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各方意见、给予所有成员平等的发言权，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真正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增量。

（本文2021年10月30日首发于《环球时报》，经作者同意，文章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