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接受‘南海仲裁案’？”“中国现在的军事崛起对西方造成压力了吗？”“中国认为西方在牵制自己的发展吗？”

这些是法国电视一台记者在专访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时提出的问题。如果单看这些问题，外界多半会认为是中国在“咄咄逼人”，但事实是，6月中旬，美国里根号航母刚刚离开南海，英国航母率领舰队正冲南海而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中国的4倍……

在专访中，吴士存还指出，西方本质上不接受或者仍然不适应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这种心态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中国人民对国家军事力量发展持理性、拥护、支持、自豪的态度，绝对不是中国的“军事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压力。

以下为采访内容，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全网首发。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南海研究院新闻中心供图）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西方近年来在亚太地区事务（尤其是南海事务）上的态度和举措？

吴士存：首先这里讲的西方是指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加速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2011年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2017年进一步发展成为“印太战略”。无论是亚太战略还是印太战略，本质上都是将矛头对准中国的，都是为了牵制或遏制中国的发展。

有东南亚学者研究认为，中美在南海的较量实质上就是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缩影，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也因应了上述判断。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从2018年开始不定期出台有关中美在南海和东海竞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在南海的宏观战略目标主要是维护并加强美国所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构架，维护有利于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地区实力分配，防范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霸主。与此同时，美国南海政策的转折点也从2010年开始由原先的“有限介入”转变为“积极介入”。

西方对亚太地区事务的态度和举措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本质上是西方不接受或者仍然不适应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这种心态随着中国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实力差距的缩小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其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就是例证。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军事崛起对西方造成压力了吗？

吴士存：所谓的“军事崛起”，应该就是中国军力力量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相应提升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问题，绝对不是中国的“军事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压力，而是西方习惯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中国，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感到“不舒服、不适应”。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发展及当前国际体系演变趋势来看，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不仅有其内在必然逻辑而且十分必要。

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将经济实力转化成为军事力量。从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伴随着经济活动走向世界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其军事力量必然会跟着“走出去”。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经纬来看，全球化程度越高，对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迫切，这包括海上航道安全及人、财、物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等。小国可以“搭便车”，依赖大国提供公共服务，但大国必须担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的责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球公共服务的负责任大国。

2021年6月14日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不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视频截图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吴士存：美国在近几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反复提及，中国军力力量在某些领域开始超越美国，对双方不断缩小的差距表现出焦虑。事实上，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军费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军力发展的风向标。其实，中国国防预算还处于补两本“历史旧账”的阶段。

一方面，中国的军费开支起点相对较低，即使保持较高增长率，占国家GDP总额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依然不能满足维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中国今天保持军费稳定增长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并力争达到世界军费投入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为11069.51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万亿大关。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质疑声音，“中国军事威胁论”亦开始浮出水面。一个西方世界故意视而不见的事实是：中国的军费开支占当年GDP总额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也非常大。就以2018年为例吧，当年美国军费开支达到6430亿美元，接近中国的4倍。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4月26日发布的报告，美国军费开支比2019年增长4.4%，达到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9％，大约是中国的4倍和俄罗斯的12倍。拜登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的国防预算，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但令人担忧的是，共和党已经对拜登政府仅有小幅度增加军费投入表示不满，认为此举将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的竞争。

因此，用中美两国的军费投入作比较也是不科学的，美国在海外拥有日本、韩国及北约国家等盟友作为重要的军费来源补充，实际军费投入远不止国防预算一项。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中国军工产业起步晚，加上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需要对军事科技基础和前沿研究投入更多人力、财力、物力。同样，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需要对军队官兵进行训练以提高实战能力。2021年中国国防预算增长6.8%，主要用于：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保障一些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正常启动实施；二是加快武器的研发和更新换代的速度，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赶超国际水平；三是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培养新型复合现代化军事需要的高科技人才；四是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服务军队基层建设。因此，我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属于带有不可避免色彩的正常发展，西方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或惊慌失措。

记者：您认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有什么感觉？

吴士存：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希望看到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军事力量的崛起是国力强盛和民族兴旺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对国家军事力量发展持理性、拥护、支持、自豪的态度，这从国产航母入列、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成功、2019年国庆阅兵式国内民众的反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经历百年屈辱史，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记忆犹新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能拥有一支能保家卫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的强大军队，同时也希望强大的中国军队能为世界和平及各国人民免遭威胁、恐惧和战火蹂躏贡献自身的力量。

记者：为什么中国不接受“南海仲裁案”？

吴士存：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事实上是美国导演、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演员的一出旨在全盘否定中国在南海权利和主张的政治“闹剧”。美国在背后为菲律宾提供有经验的律师团队等各方面的支持，而日本则通过其前驻美国大使柳井俊二担任联合国海洋法庭庭长一职配合美国，挑选会支持菲律宾诉求的仲裁员，以组成一个能按美日意图行事的仲裁庭。

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是依据国际法规则做出的正确决定。

第一，中菲两国南海争议的本质是围绕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归属争议和海域划界争议，菲律宾所提诉求明显不属于《公约》的调整和规范的事项，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然而，仲裁庭却对菲律宾故意将其诉求“包装”成关于《公约》解释与适用的争议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恣意扩权和滥权，对与领土主权归属和划界密不可分的岛礁地位问题进行任意裁决。从而造成了判定中菲争议岛礁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的实际后果。

第二，中菲两国之间已经约定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南海争议，排除了诉诸第三方机制解决争议的可能，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一节的规定，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不成立。

第三，中国政府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所赋予缔约国的权利，将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和所有权、军事和执法活动等有关的争端作出了排除强制仲裁程序的声明。

第四，仲裁裁决的荒唐性、对南海和平稳定的负面影响，以及法律适用和证据采信方面的瑕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暴露无遗。

第五，裁决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权利和主张。例如，裁决认为断续线（九段线）不合法、黄岩岛及南沙群岛的海洋地物均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南沙群岛不能作为整体主张海洋权利、中国在南海的资源开发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等等。仲裁庭一方面单方面片面使用菲方提供的证据，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证据（如“法庭之友”）视而不见，并作出了完全有失公正、完全偏袒菲方、完全越权和滥权的裁决，裁决无公信和权威可言，对中国没有拘束力。

2016年7月12日，崔天凯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演讲中表示“中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不会为了几句好评拿核心利益做交易” 视频截图

记者：中国近年来对南海周边的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处理是什么样的？

吴士存：中国一直以来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并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南海周边国家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务实的举措：

第一，推进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2018年11月中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9年，根据《中菲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建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的职责范围》, 中菲双方宣布成立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目前，中菲油气开发合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第二，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中菲自2017年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截止2021年6月，已经召开六次对话会议。这一机制对两国协商处理海上分歧、推进海上合作及促进争端解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和马来西亚、越南也都保持畅通的对话机制，对加快“准则”磋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管控分歧都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准则”磋商为抓手，共同维护海上局势和平稳定。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准则”磋商。从2017年达成框架协议、2018年形成单一磋商文本，到2019年提前完成单一磋商文本的第一轮审读并进入第二轮审读，“准则”磋商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进展。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客观不利因素及域内外某些国家的从中干扰，中国和东盟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寻求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尽早启动“准则”单一磋商文本的第二轮审读。中国与东盟十国近日在重庆举行了落实《宣言》第19次高官会，会议就“准则”下步磋商安排达成共识，同意尽快恢复案文第二轮审读。

第四，以《宣言》确立的合作领域为框架，先易后难、从低敏感领域起步、以扩大共同利益为导向逐步推进南海海上合作。

记者：您觉得中国认为西方在牵制自己的发展吗？

吴士存：依我之见，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不只是牵制，而且是想方设法地阻扰和打压。从以安全、新疆、香港等问题为借口，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围追堵截，到对中国公司和个人的制裁，美欧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牵制”这两个字所能包含的，美欧的战略家们所思考的也不只是迟滞中国的崛起进程这么简单，而是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冷战思维”来重新界定与中国的关系。美国朝野虽然不愿承认其对华政策的“遏制”和“冷战思维”，但近年来在外交、军事、情报、立法等各领域的各种置中国于死地的做法都表明，其意欲遏制甚至扼杀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2020年11月22日，美国海军驱逐舰巴里号穿越台湾海峡后重返南海以“维护和平与稳定” 视频截图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南海事务上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吴士存：在处理南海事务上，所谓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应该是指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在南海地区事务上面临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机遇和优势：

一是中国-东盟关系总体平稳发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推进顺利。双边经贸合作在疫情暴发之后逆势上升，2020年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也通过联合军事演习、海上人道搜救、军事互访及每年一次的防长对话等机制，提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把双边关系中的“安全合作短板”渐渐拉长。此外，稳定的双边关系和日益紧密的经贸利益纽带，也是处理中国-东盟关系中“南海挑战”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中国与其他争端国建立了基于直接对话、友好协商的双边磋商机制处理南海有关争议。2017年建立政府间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2019年中马就建立海上问题双边磋商机制达成初步共识，中越之间也已经建立了政府间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会晤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等双边磋商机制。

三是中国倡导的一系列南海海上合作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在渔业、执法、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一批早期收获成果。

四是倡导和引领的“准则”磋商得到了东盟国家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南海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以“准则”为基础的地区安全秩序。

五是中国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为地区及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在南海事务上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因海上争议的存在导致了中国与声索国的政治互信水平还不是太高。二是中国的维权能力相对于日益严峻的来自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的军事挑衅而言还需要提升。三是法律挑战不可小觑，菲“南海仲裁案”裁决死灰复燃及其对南海形势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马来西亚外大陆架案引发的“照会战”及其负面效应还在蔓延。四是中国在涉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建设任重道远。

记者：中国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吗？

吴士存：首先要说明一点，一国的军事力量伴随着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人员对外交流的增多而相应发展，是普遍的国际实践和历史的必然。看看历史先后出现的英、德、日、美以及苏联等几个大国，没有一个例外。中国目前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和游客输出国（2019年约3亿人次），军事力量有一定的提升是无可非议的。

国际上对中国军力的发展反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发展的逻辑，将“国强必霸”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夸大其词、故意渲染中国军力，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另一种是不适应或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和军力发展，并由此产生的恐惧心理和过度解读。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也不能奢望有一天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喊好或感到欣喜。

记者：中国对美国和法国在南海的航行有何看法？

吴士存：对美国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即：反对。美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奉行“炮舰外交”手法，这不仅无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挑衅。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倘若一味追随美国，和美国一样也来挑战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只会加剧海上紧张局势并给中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中国是不会欢迎的。

记者：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成了对美国的威胁了？

吴士存：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人为凭空捏造出来的，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开始热衷炒作“中国威胁论”，试图把中国确定为新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差距不断缩小的背景下，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修正主义”等论调再度甚嚣尘上。

回望美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史，也就对此见怪不怪了。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发展史证明，美国是一个不习惯没有对手的国度。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塑造或寻找对手”和“打败对手”的扩张称霸史。

2021年4月，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中国的威胁无与伦比”，包括中国的“地区侵略性、网络能力和经济影响力” 视频截图

记者：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事务的处理怎么看？

吴士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始终把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在首位，没有任何妥协和回旋余地。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凡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美国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偏差的时候。凡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或出现倒退的时候，大都是因为美国违背了“一个中国”的承诺。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在违背“一个中国”承诺上已经越走越远。例如，《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障倡议法》、《台湾保证法案》《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中的有关条款，还有一些国务院取消美台官员交往限制的行政命令及美高官访问台湾的举动，都导致了“一中政策”名存实亡。事实上，美国的“一个中国”“保持现状”到现在的“放纵台独”“触碰红线”，都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要，以及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记者：中国对拜登政府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怎么看？

吴士存：特朗普时期建立的四方对话机制或“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一个安全“同盟”。其目的是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抵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方向的影响，并从南部方向围堵中国海上力量走向大洋。拜登就任总统后，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去特朗普化”的作法，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出现了一些微调，但在“四国安全合作机制”上反而出现了强化和加快落实步伐的趋势，并出现了成员扩大化、机制北约化，以及覆盖范围延伸至南海的苗头。四方机制现阶段可能会给中国的周边稳定、南海安全和“一带一路”推进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也成不了亚洲版的“小北约”。

记者：您觉得“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吗？

吴士存：这是一个“伪命题”。用2500年前两个城邦之间的冲突和兴衰来比喻今天的中美关系，作为一种学说既不严谨也不合逻辑。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结束之前的情况，更不用说是2500年前的人类社会。

第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技术文明进步对国际秩序演变、国家行为模式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和深刻。尤其是我们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且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核武器的今天，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以阻止对方崛起或试图消灭对方的全面战争是难以想象的。第二，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使得不管哪个国家都难以承受也不愿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第三，中美应该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如何相处，并找到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破产之道是迟早的事。譬如，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都为破解这一预言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的人类社会还会出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围绕海域权属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当今世界的什么问题？

吴士存：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目前仍有超过200起因岛礁领土主权、海域管辖权主张及海洋资源开发等因素引起的海洋争端，并有至少6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岛礁领土和海域主张争议，虽然历史背景和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共性的一面。即：传统地缘政治和海权思想根深蒂固、人类资源开发的活动重心开始由陆地逐步向海洋转移、全球海洋秩序处于新旧交替阶段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海洋规则和依据规则进行的裁判机制具有先天性缺陷，等等。这些因素是近年来全球海洋争端和海上安全形势持续升温的主要原因。

从北极纷争到东海、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各种类型的海洋争端，背后都有大国权力竞争的影子。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全球海洋争端紧张加剧不仅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因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而引发的新一轮制海权的竞争，同时也是大国争夺未来国际秩序支配性地位的一个缩影。

记者：您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并存吗？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

吴士存：需要澄清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超级大国，也不认为应该以意识形态来划分这个世界。中国无意取代、也取代不了美国，美国也不可能阻止或扼杀中国的发展，因此，中美共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宿命，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选择，只能接受和面对。

但我们应该思考，中美今天的竞争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两国应以什么样的方式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成为现实。

美国不应该把“昭昭天命”奉为与他国相处的尚方宝剑，幻想和迫使中国接受其预设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模式，而是应该遵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学会在多样化的世界中与别国和谐共处，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主权、安全、发展的合理利益诉求。美国还应该接受多极化将是国际体系演变的必然趋势的现实，适度控制其“霸主”欲望。

同样，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学习如何从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向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在全球治理、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和人类科技进步等方面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中美两国可以竞争，但是不应仅以此来定义两国关系。中美建交以来的短暂历史告诫我们，“合作与包容”而不是“竞争与对抗”才是中美正常交往的应有之道。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5日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