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拜登与普京打算6月16日在日内瓦会面。这会给美俄关系带来什么尚不确知，但回看既往，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虽谈不上规律，却也有一定的共性。

一个现象是，历任美国新总统上台后，都试图在美俄关系上有所作为，开启美俄关系的新篇章——即使在上任之初摆出对俄强硬的姿态，随后也会尝试与俄达成某种程度的和缓，还没有哪一任总统自始至终都坚持强烈的反俄路线。

1991年12月，俄罗斯独立，时任美国总统的是老布什。苏联解体令西方欢欣鼓舞，新生的俄罗斯对西方也颇为倾慕，双方都对未来充满憧憬。1992年1月，叶利钦与老布什在戴维营首次会晤，半年后，也就是1992年6月，叶利钦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美俄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由此开始了美俄关系的漫长旅程。

1993年1月，克林顿继任美国总统，对发展美俄关系抱有极大热情。4月，他首次外访，即与叶利钦在渥太华会晤。两人一见如故，以“比尔”和“鲍里斯”称呼对方，很快发展起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间，“比尔”和“鲍里斯”会晤了18次，几乎相当于美苏首脑在冷战期间会晤的总数。叶利钦称赞克林顿年轻、强壮、英俊、精力充沛，永远面带笑容；克林顿则包容叶利钦的一切缺点——1994年9月，叶利钦访问华盛顿。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只穿着内衣就跑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嚷嚷要叫出租去吃披萨；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这丝毫没有影响克林顿对叶利钦的好感，他说“醉酒的叶利钦也比大多数不喝酒的候选人强”。

在克林顿执政前期，美俄关系进入了第一个“蜜月”。

2001年2月，小布什上台。上任伊始，他就宣布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官，这是美俄之间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官事件。就任百日那天，小布什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声称要突破1972年“反导条约”的限制。

不过，事情很快发生变化。当年6月在卢布尔雅那，小布什与普京首次会晤，就做出如此评价：“我看着这个人（普京）的眼睛，看到这是一个正直和值得信任的人。我能感受到他的灵魂。”有意思的是，10年之后，时任副总统拜登在莫斯科也看着普京的眼睛，但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他对普京说：“总理先生，我看着您的眼睛，我认为您没有灵魂。”显然，如果不是普京变了，那小布什和拜登的眼睛总有一个是错的。

在卢布尔雅那会晤三个月之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普京随即宣布将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同年11月，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首次访美，双方宣布发展新型的俄美关系——小布什说这是俄美关系的新篇章，普京则表示俄罗斯将与美国建立全新的长期伙伴关系。布什邀请普京夫妇到他在得克萨斯的农场做客，并说他只会把朋友请到自己家中。

2002年，布什首访俄罗斯，两国发表建立新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美俄关系出现了第二个“蜜月”。

2008年，美俄总统同时换人，奥巴马成功当选，梅德韦杰夫接任普京。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有较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这让人们对其任下的俄美关系报以乐观的期待。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对俄的“重启”战略。接着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同时按下象征“重启”的红色按钮，表明双方都满怀改善并提升美俄关系的希望。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当选前，他的亲俄色彩就已经广为人知，这在历任美国总统中绝无仅有。特朗普对普京赞赏有加，而且不加掩饰，其任内虽然饱受“通俄门”困扰，但这种欣赏和对俄友善的初衷却始终未变。

另一个现象是，“重启”之后，每当美俄关系开始热络，往往会发生一些大事，不仅抵销已取得的全部进展，而且把两国关系推向相反方向。这些事件有些是偶然的，但更多的不是偶然，有些还是人为制造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两国矛盾的产物。

这个特点甚至在苏联时期已有表现。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这是苏联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由于为美方的热情接待所感动，赫鲁晓夫特意从翻译那里学了英语“我的朋友”，用来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打招呼。但随后就发生了1960年5月1日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的事件，而且美国最初还矢口否认，气得赫鲁晓夫用粗话大骂：这是什么“我的朋友”！

再如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维也纳会晤，气氛十分友好。勃列日涅夫动情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上帝也不会原谅；卡特则对勃列日涅夫报以热烈的拥抱。但几个月后，苏军入侵阿富汗，美俄的友好气氛霎时烟消云散。

俄罗斯独立后，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位美国总统的任内都出现过。

在克林顿时期，美俄刚开始“蜜月”，1994年1月北约就提出了东扩计划，随后车臣战争爆发，美俄关系走向“冷和平”。1999年3月，波兰、捷克、匈牙利正式加入北约，同月，北约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对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按照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说法，美俄关系完成了从“爱”到“恨”的逆转。

在小布什时期，紧接着“9.11”后的美俄第二个“蜜月”，美国于当年12月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俄在阿富汗战争中结成的“同盟”关系最终破裂。在小布什执政末期的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奥巴马时期，美俄关系在“重启”后回暖，2010年6月梅德韦杰夫访美，双方一气发表了11份联合声明，但到2012年普京回到克里姆林宫时，“重启”已名存实亡。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重启”彻底失败，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对俄罗斯一轮接一轮的制裁和对抗，双边关系坠入新的低谷。  

在特朗普时期，则爆出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通俄门”。这件事不论真相为何，客观上都阻止了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接近——它激起美国精英对俄罗斯的普遍恶感，“反俄”成了政治正确。即使特朗普有心改善美俄关系，但除了在见普京时暗送秋波外，并不敢在政策上逾越半步，在其任内，美俄关系下探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

美俄关系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每位美国总统的任期结束时，美俄关系与他执政初期相比，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变得更差。如果把过去三十年的美俄关系简单地用曲线表示，那会是一道先起后伏的波浪线，总体呈向下趋势，并且越来越低。这里，老布什总统可能算个例外，1993年初他离任时，美俄关系还洋溢着乐观的气息，但他与俄罗斯的交集仅有一年时间，构不成一个周期。

这三十年来，尽管美俄关系议题杂多，但核军控、战略和地区安全、民主和人权、俄罗斯与原苏国家关系始终是双边议事日程上的主题，也是两国矛盾的主要来源。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严重错位和对立，让美俄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模式。这也是历任美国总统治下美俄关系的一个共性。

那么，在美俄关系上，拜登会不会重复前任们走过的怪圈呢？

毫无疑问，某些共性会继续，特别是在两国关系的基本议题上，但与此同时，拜登时期的美俄关系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拜登任内，美俄关系或许不会重复先起后落的跌宕。这是因为：一方面，拜登对俄罗斯的认识趋于负面。之前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参与“重启”对俄关系的经历，加深了他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从入主白宫的那一天起，他对俄罗斯就不抱任何幻想。他说普京是“killer”，俄罗斯则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上台不到三个月，拜登即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其对俄关系的开局在历任总统中堪称最强硬，超过了小布什，除非有大变故，美俄关系不会出现“大起”。另一方面，当前美俄关系已降到极低，在许多方面不亚于冷战时期，除非发生军事冲突，否则很难再有质的下降，美俄关系“大落”的空间也不大。

简单说，未来美俄关系或许不会再现之前的大起大落，它更可能的路线是曲折而缓慢的爬坡。当然，前提是不会再发生某种足以裹挟美俄关系的重大事件。

既然对美俄关系没有太高期望，那么拜登为什么会在上台才两个月就提出与普京会晤？他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没有足够的资料和事实进行判断，只能做一些主观的推测。

对美俄关系不抱过高期望是一种现实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拜登打算在对俄关系上放任自流，也不意味着他不想在对俄关系上有所作为——对俄关系仍是拜登外交的重要部分，改变美俄关系也应是拜登政府的希望。

拜登提议与普京会晤，并且安排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其原因或是：一、美俄相关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危险性，除了近乎失控的双边关系，还有核控条约问题、乌克兰危机、伊朗、叙利亚问题等等；二、对“双遏制”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先稳定俄罗斯这头，以便面对中国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拜登竞选时曾说俄罗斯是最大威胁，但在上任后首场记者会上，他只有一次提到俄罗斯，而“中国（挑战）”则出现了十四次之多。在其外交日程上，中国和俄罗斯孰重孰轻，已经分明；三、抑或这只不过是拜登逐次理顺对外关系的次序安排——先盟友，再朋友，后刺头，最后是最主要对手。

对于拜登与普京会晤可能的结果，外界普遍预测不高。美俄关系积重难返，不会轻易扭转。不过，不管结果大小，首脑会晤对美俄关系都是一个积极的态势，至少它恢复了两国领导人的正常接触，并且也应有一些正面成果。

对拜登政府来说，这次会晤更主要的意义可能在于恢复美俄关系的秩序，而不是寻求双边关系的突破。按照拜登和布林肯的说法，是使美俄关系变得稳定和可预测。不拒绝合作，也不排除对抗，但即使是对抗，也应是“可管理的对抗”。

如果说从特朗普时期的“混战”变为有秩序有规则的关系也是一种转变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拜登政府对美俄关系的“重启”。

文章2021年5月27日首发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