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搞疫苗“政治竞赛”不利于全球抗疫

汤蓓: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据美国媒体报道,又一家新冠疫苗研制企业——强生制药公司日前在美国暂停了自己的测试,这对之前急于推出疫苗或“治愈方法”来尽快扭转疫情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无疑是个不好的消息。

显然,出于竞选考虑,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新冠疫苗研发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上倾注政治因素,催促尽快能够投入使用,但是眼下的现状是原本4家较有希望打造美国疫苗的公司,只剩下一家公司——再生元公司还在进行新冠疫苗测试。这是必须遵循的疫苗研制规则和出于对实际可能产生的医疗后果的重视。

面对在美欧国家乃至全球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如果继续通过居家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进行防控,不仅经济代价高昂,也难免令民众产生“防疫疲劳”而导致防控效果下降。因而,对美国以及很多国家而言,疫苗事实上已经成为切断传染链,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后选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12日公布的数据,全球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约有40种,其中10种已经开始了第三阶段的大规模志愿者接种试验。另外还有超过140种疫苗处于临床试验之前的研究阶段。全球疫苗研发看起来是群雄逐鹿、一片繁荣景象,而西方发达国家又因其传统技术优势最受瞩目。不过,现在看来这其中仍然蕴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是候选疫苗是否真的安全有效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不到最后难见分晓。第三阶段试验为了准确了解疫苗在人群中的有效性,需要通过双盲试验对比疫苗注射组与安慰剂注射组之间感染率的差异。辉瑞制药与Moderna公司都表示,最早要到10月底才可能获得足够的试验数据。另外,随着接种人数的增多,候选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更加明显。

二是美国大选的政治因素确有可能干扰正常的疫苗审批程序,从而降低部分候选疫苗的可信度。9月中旬,特朗普曾表示最早将在10月份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注射,但这与美国卫生官员的说法不一致,引发外界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能在试验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强推”疫苗的担忧。为了对冲总统言论引发的猜测,Moderna公司随即公布了第三阶段试验采取的具体评估办法。而且,公司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太可能”在10月份获取足够的数据。

三是药企的研发数据与研发成本缺乏透明度。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大量补贴本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费用,以保证未来的优先采购权。虽然拿了纳税人的钱,药企的真实研发情况却属于“商业秘密”,并不向政府或是公众通报。5月,Moderna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医务官在公司宣布疫苗早期研究成果良好的情况下大量抛售公司股票,就引起了外界对疫苗真实状况的各种猜想。

截至9月底,中国在研的疫苗有5种进入第三阶段试验,已经在紧急使用的情况下显示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而且与多个国家联合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数据透明度也更有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自然会理性评估不同疫苗的前景,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条“保险绳”,与中国进行某些合作。正因为此,不少国家在疫苗预购中采取“多边下注”的方法分散风险,以便在第一时间获得可用疫苗。

当然,这也随之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在疫苗研发竞赛外,西方发达国家还发起了一场疫苗储备竞赛。美国的“极速行动”计划由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与国防部共同出资100亿美元,力图在2021年1月以前储备3亿支安全有效的疫苗,以保证所有愿意接种的美国人都可以获得疫苗。英国政府则延续了2009年H1N1流感暴发时的囤货行为,预购的疫苗数量足够每个英国人打5针。加拿大与四家美国药企签署的协议涉及的疫苗总数也高达1.9亿支。

相较而言,旨在保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能公平获得疫苗的分配机制——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共同领导的COVAX机制,目前募得的资金离完成其设立的目标——为每个参与国中20%人口提供免疫保护——尚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现实有损于全球公共福利,因为无论是从疾病防控,还是从全球经济复苏的角度来看,为各个国家的高危人群注射疫苗的做法都要优于为某一国家所有人接种的效果。“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科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全球疫情发展至今,已经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在跨国联系纠缠难分的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试图追求独享的安全与繁荣都将是竹篮打水。只有秉持科学与协作的精神,才能真正赢得这场与病毒的较量。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必须首先战胜内心的狭隘、自私与冷漠。


本文2020年10月15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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