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起以视频方式举行。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这个最重要国际组织正在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再次引起诸多关注。

1945年，50国代表齐聚旧金山会议，渴望在战争废墟上塑造一个“美丽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仅仅关乎大国的权力角逐，也不仅仅关乎新的集体安全机制。尽管“三巨头”已然敲定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但身材矮小的菲律宾将军罗慕洛仍掷地有声地提醒同盟国领袖，勿忘反法西斯战争的初衷：“从战争泥沼中走过来的人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了自由而战，这样的战斗不是为了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类和整个世界！”

联合国正是在这种追求共同希望的情绪中诞生的。在中小国家的努力下，结束殖民统治、反对种族歧视、提高经社理事会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条款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正是因为其宗旨具有包容性和进步性，联合国在一个分裂与“无政府”的世界上获得独特的权威性。75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和谐共处、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联合国面临着种种具体的现实挑战，但当人们谈及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力”时还是默认，它的声明和决议理应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其言其行比单个国家——哪怕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应拥有更大力量。

因而，当讨论世界需要怎样的联合国时，一个无需犹疑的答案是，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倡导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与单边主义的联合国。但和建立之初相比，坚守这一原则变得更加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联合国家庭不断“扩容”，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上升，发达国家慢慢成了“少数派”。这让一些习惯了权力政治逻辑的人感到联合国是一个“怪异而不自然”的机构：西方世界尤其美国，贡献了相当部分的联合国预算，也是大量发展项目的主要出资方，但在许多联合国决策机构里的权重和一个小国是一样的。近年来，美国动辄“退群”“断供”，正是这种失衡心态的反映。但如果联合国抛弃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原则，成为少数国家意志的传声筒与权力政治的遮羞布，它就放弃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失去了真正的权威来源。

当今世界还是一个“霸权之后”与“疫情之后”相叠加、各种“陷阱”暗伏的世界，我们还需要一个践行多边主义、提供平衡稳妥方案的联合国。多边主义除了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程序性原则，还扮演着纠错机制的角色。人类的知识建立在过去的局部经验之上，与现实世界不断提供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相比总有局限性。而联合国提供了一个从不同政治立场与文化视角出发，进行充分辩论以期谨慎行事的平台。

美国曾经试图说服安理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国际安全的威胁。在未获得安理会授权后，它单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最终事实却证明，所谓的“罪证”只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误判。但这场战争造成近千万难民流离失所，极端主义更是沸溢而出，后果至今难以清除。大国的协调一致是联合国开展集体行动的前提，它不仅提供了政治上的动力，同时也是新方案和新规范的审查与检验机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全球治理面临理念革新与体系变革之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展示人类共同理想、充分发挥多边主义优势的联合国。今天，联合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上实现治理。气候变化、难民治理、网络安全、传染病防控等等议题超越国界，各国既有共同利益又面临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动能力、不同社会制度带来的差异性。

表面上看，多边主义似乎成了一个“缺点”：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公约谈判与标准制定总是费时耗力，而且往往缺少执行机制。正因为此，如果缺乏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共同理想和愿景，联合国的工作很容易退化成程序性的表演——为了达成形式上的一致而淡化、甚至掩饰分歧。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很快被联合国文件采纳，正是因为它道出了今天国际社会的内在需求，即在共同理想引领下，通过各国的具体实践来达成合作目标。如此，差异性就不再是多边主义的障碍，反而成为多边主义活力的源泉所在。

“为了人类和整个世界”是联合国的初心与使命，而多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多边主义意味着不允许任何国家凭借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支配世界；也不应鼓吹某一种特定的政治标准或单一解决方案，用形式上的“多边”来掩饰实质上的“单一”；更不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对“多边”合则用不合则弃。毫无疑问，世界需要联合国，一个用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困局的联合国。

本文2020年9月22日首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