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近年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欧盟内部不断辩论的议题，不少政界和智库人士呼吁对涉华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中欧关系，需要双方在全面互动中不断通过客观理性的评估和调整，制定出既符合现实又可引领未来的政策与措施，保持双方关系沿着共商互惠的方向发展。

不过，欧盟的一些特性也决定了，打起交道来并不容易。

首先，欧盟缺乏政治中心，而这是对外发出同一个声音的基础。多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英国“脱欧”更使欧盟遭受前所未有的创伤。这不仅仅是因为欧盟少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国，欧洲统一的理想话语也随之远去，动摇了关于欧盟是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价值联盟的叙事。成员国之间发展程度和水平不同，导致欧盟整体结构不平衡，是引发各类内部纠纷的根源。随着欧盟边界在冷战结束后不断扩大，结构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更加凸显，“新”“老”欧洲隔阂在加深，民族国家意识和利益取向在上升，欧盟的价值追求面临着“再民族化”“利益化”挑战。

本质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命运由各国选民而非布鲁塞尔决定，领导人必须把本国选民置于所有议题之上，而且选举的时限就是其政策的界限，这决定了各国政治和政策往往缺乏长远谋划，主要关心的是欧盟各项规划中确定利益分配的预算，而不是道义和理想的表述。

此外，处于欧洲西部、经济发达的“老欧洲”是战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但随着英国“脱欧”，英法德“平衡三角”失去了重心，考验着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胆识和智慧，也检验着其他各国领导人的承受力，实际上，各成员国对某一个国家独大始终保持着警觉。

其次，欧盟缺乏外交决策中心。外交决策过程分散在27个国家和代表各类不同利益的院外机构中，各个国家和利益集团往往有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形成一致的声音历来是巨大挑战，除非是一般性表态。法国和德国有着推行全球政策的经验和愿望，希望借助欧盟统一的外交框架施展更大的全球影响，而盟内小国或地处东部的国家则更关注从欧盟政策中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塑造世界秩序的规划。各国的利益取向不同，造成欧盟的外交政策辩论给人留下的印象常常是：欧盟在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是自己。

在大国的推动下，欧盟越来越强调自己是价值同盟，其首要目标应该是用道义的话语力量统一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合力，避免分裂，这是有道理的。历史上，不断分裂的欧洲把自己和世界多次带入战争的灾难，保持欧洲的统一与和平不仅对欧洲生死攸关，也是欧洲对世界的责任。问题是，旨在内部统一和身份认同的价值话语，是否能有效地运用到对外关系上，外交“价值化”是真诚的道德追求，还是获取利益或是意志扩张的工具？

欧盟缺乏政治中心和外交决策中心，是由价值和利益双重构成的综合体系，这就意味着与欧盟打交道不仅仅是和某一国家交往，而同时也是在与一个体系往来。既要面对不同的利益，又要应对不同的“价值压力”。涉及相互利益，易于协商解决，因为利益实实在在。价值压力则不同，它旨在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是超越正常关系的要求。借用德国外长马斯的话，就是在欧洲以外也要实现欧洲的价值。这很难不让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联想起曾遭受过的欧洲扩张历史，这可能是欧盟推行价值外交时不曾想到的。但欧洲的历史学家还是对此保持着专业的敏感，著名学者莱因哈特在其关于欧洲殖民扩张的巨著中就写道：“欧洲还一直具有扩张性，尽管其世界历史意义的领导角色早已属于过去。”

本文2020年9月17日首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