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8-29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视频研讨会”。CISS学术委员、研究员、特邀嘉宾11人，同美国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智库和高校的18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CISS将部分中美学者的会议发言整理归纳，并经学者本人同意，发布如下：
中方
傅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
这场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场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面对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大敌，以大国战略竞争与零和博弈为优先考虑的霸权模式，显然难以承担全球化之下的新型国际责任。世界领导力的缺失已不仅是人们的战略假设，而且成为危及世界稳定和解决国际事务能力的现实重大问题。
开展真正意义的全球合作是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普遍诉求，中美两国的协调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正在向世界多国提供支持，但与美国的合作不理想。中美无疑是可以决定未来国际政治风格和走向的世界大国，能否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并切实开展合作，至关重要。如果两国继续恶性竞争，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导致世界走向分裂，不仅损害双方利益，也会破坏全球稳定。
王缉思（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我观察到世界政治出现以下三个趋势。现在，这些趋势都可能加速演进。
第一个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以及各国社会内部出现经济社会不平等。现在当新冠疫情在欠发达和不稳定的国家迅速蔓延时，将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难民和移民尤其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并受到疫情冲击。
第二个趋势是，政府在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更多出现强人政治。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可能并非坏事，但也有风险。
第三种趋势是，民粹主义和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病态地结合起来。不幸的是，身份认同政治中的这些不健康情绪在危机期间加剧了。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地，不仅中美官员相互指责，两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阴谋论也很普遍。
我在此想对美国表达一个希望，对中美双边关系表达两个希望。作为身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我对美国的政治极化感到沮丧。这种极化伤害了美国，也抹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我真诚地希望美国在对抗这一致命威胁时可以更加团结。
我对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希望是，两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不要支持针对对方的各种阴谋论。第二个希望更加具体些。现今有200多万出生在中国但生活在美国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打算至少暂时回来中国。这些人的待遇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北京和华盛顿应该携手处理这个问题。
姚云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
新冠疫情威胁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合作机会，但目前却成为竞争的原因。这次大流行病是对全人类的安全威胁。中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现在到了双方优先开展抗疫合作的时候，不应再继续作为战略对手进行互动。根据这一精神，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两国最高领导人应发挥领导作用，定期就疫情进行沟通，为两国合作定下基调。
第二，双方应停止口水战，不再互相刺激。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现在是对中国落井下石。
第三，双方应就药物和疫苗研发、相关生产和销售的原则和准则等在多边框架（如联合国安理会）内联合提出倡议。
第四，应建立信息和数据共享机制，这对疫苗和药物研发、寻找抗疫最佳方案都具有关键意义。
第五，应联合提出跨境旅行的安全卫生标准，如体温扫描、旅行历史报告、最近14天的轨迹追踪等。同时，为个人资料收集及私隐保护提出标准。
第六，应共同制定规则和程序，保护和协助在国际空间（如在公海邮轮上）感染的不同国家公民。
第七，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呼吁世界上所有武装冲突实现停火。同时，呼吁停止或减少军事行动。
第八，最后，大国应思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与核查办法。若可能，重启陷于停滞的裁军进程。
薛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这场流行病发生在最糟糕的时间。过去几年，中美在基础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合作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政府不能联合做事，那么最重要事情就是让两国科学家和企业能够合作。
第一，取消对中美两国科学家间开展基础研究合作的限制，这将刺激科学家之间大量合作。同时，要求中美两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一套国际研究合作原则，以解决偶尔出现的对国际合作不当利用的现象。
第二，对于中美通过多条路径同步开展疫苗研究进行协调，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订疫苗生产和销售的管理方法。
第三，协调主要国家的医生更新治疗计划/方案，中国就曾多次更新其治疗方案。欧洲和美国的病人很多，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和分享。中国和美国的医生可以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根据贸易协定中采用的知识产权原则，放松对与抗击新冠病毒有关的创新合作的限制。
第五，让两国疾控中心联合进行“超前”研究，探讨在社会恢复正常运行时，遏制疫情复发的有效方法。
李彬（清华大学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次疫情与贸易战、权力竞争等其他众多政治经济议题迥异。许多人相信，在那些竞争中，“你的收益就意味着我的损失”。而就新冠疫情而言，“你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疫情，我们都不安全。如果在我的家乡武汉发生疫情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也应当认识到了。
我建议中美两国应互致同情、鼓励并相互帮助。停止舆论战只是第一步，这还不够。如果两国政府还不能做好所有工作，那么两国学者应当去做。我们应告诉两国政府和公众，我们必须互相帮助，并自己组织起合作。
新冠疫情是自然灾害，它以自己的方式传播而不遵循任何意识形态。与新冠病毒作斗争时，我们必须尊重从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和医生。为了更好地遏制这种流行病，各国科学家和医生之间需要进行科技交流。
过去几年中，双方科技交流的政治气氛一直不太好。因此，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应当呼吁中美两国政府支持双方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最后，我想强调，轻症病例也具有传染性，需要有应对轻症病例的策略。否则，将很难遏制疫情。我建议美国同事注意这一点。
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
从至少三个方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危机”。首先是从威胁来源看，过去一个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危机中的威胁都来源于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和“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一群人攻击其他人。1929年大萧条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政府政策或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关。而此次新冠病毒则来自于某种我们仍不能完全确认的自然界源头，疫情传播扩散出自人类故意行动的可能性极低。
其次，从影响范围看，不同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东亚、北美、西欧这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相继暴发，形成三个“震中”，已经对数十亿人和全球造成了严重影响。
第三，从持续时间看，在针对性的特效药或疫苗研发成功并广泛使用之前，疫情可能会持续至少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只要病毒在其他国家仍然很活跃，即使我们在国境内基本阻断了疫情发展，也不能排除疫情的二次暴发。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赢得这场全球“战争”。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合作。此次疫情中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美两国。中美关系过去三年严重恶化，遗憾的是，疫情不但没有成为改善关系的基础，反而加深彼此的不信任。“第一次全球危机”要么成为宣布新冷战开始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要么成为两国改善关系，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战胜威胁的机遇。
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我关切的是，北京和华盛顿能否开展有效合作，以承担领导全球抗疫的责任。
令人震惊的是，政治傲慢被置于科学意识之上，造成了针对对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使得一方无法客观评价另一方的防疫工作。更重要的是，这阻碍了双方卫生界的经验和信息共享。
与此同时，当中国不遗余力地抗疫时，美国国会议员持续试图通过立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比如最近通过了《2019年台北法案》。
我们必须克服过度政治化对抗疫合作造成的干扰和损害。需要让两国疾控中心及医务人员以更积极的方式开展更广泛、直接和深入的信息共享和经验技术交流。双方政府都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避免诉诸行政干预，两国媒体也应对他们的努力进行客观报道。
美方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大国能力和战略的考验。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中国都不够成功。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与他国的“共享性权力”而不是“凌驾他国之上的权力”。
为了避免因试图独自应对疫情而受到严重损害，美中两国应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宣传战。无论哪一方有微小获益，实际上都得不偿失，远不及因两国不合作而失去的利益。
第二步是开始分享信息。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分享信息，并思考如何限制第二波疫情复发的负面影响。
我们能做的第三件事是两国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并提振因疫情遭受重创的世界经济。
到目前为止，如果说目前我们从新冠疫情中知道了什么，那就是我们还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在当前“合作性对立”时期，我们过于关注竞争，而对于合作关注不够。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前主任、教授）:
我在以《在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中：中国是敌是友？》为题的文章中提出，尽管华盛顿的共识已经转向将中国定义为问题的一部分，但如果不让中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场抗击新冠病毒的战争中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冠疫情的威胁基于更深层次、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现实之上。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而且确实带来在所有等级排序的顶端位置中取代美国的挑战。然而，任何一方要想成功应对疫情造成的生存威胁，美中都必须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新冠疫情真的是美中都不能独自应对的生存威胁吗？就我理解而言，是的。即使一方让本国境内新增感染病例归零，它能完全封闭国界吗？我觉得这难以想象。如果这真的是对各方的生存威胁，如果任何一方都不能在缺少对方合作的情况下战胜病毒，如果两国都是理性的，那么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找到开展必要合作的方法。
沙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美国前贸易代表）：
这场大流行病对全球供需两端都造成了冲击。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已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全球衰退之中。
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和出口的急剧滑坡。此前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大幅放缓，债务水平也越来越高。此外，很显然，重启经济需要时间。据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将收缩10%~20%，第三季度将出现更大幅度收缩。
与新冠疫情相关联的双边紧张关系，不仅在技术层面，而且在与供应链相关的制造业层面，都将加速一些人提出的美中脱钩要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中都进行了良好合作。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这场危机爆发，对两国关系的侵蚀似乎加剧了。
为了更好应对这场全球疫情及其后果，美中双方都必须停止危险的相互指责游戏，应取消出口禁令和关税，特别是（但不限于）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和药品的出口禁令和关税。美国应立即为医学专家和其他必要人员提供签证，还应停止扰乱供应链的行为。美国需要进口更多关键产品，而非相反。中国应谨慎对待钢铁、大宗商品和其他商品供应过剩的情况，全球仓储能力所剩无几。无论如何，所有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国家都需要让本国产业重新恢复运作。如果中方不能全面执行最近与美方达成的贸易协定，应当事先提醒美方，以便能在当前困难时期做出友好安排。
谢淑丽（Susan Shirk，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研究教授、前副助理国务卿）：
在组织抗疫国际行动方面，美中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建议，两国抗疫工作组的领导人可以进行经常性沟通、协调。建立这一沟通渠道，可将两国总统、主席所作承诺落到实处。领导人可以开始扫清路障，以应对紧急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需求。他们还可提出并启动解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国际倡议。相关国际行动可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框架下进行，包括研发疫苗和药物及治疗方法，建立相关销售框架等。
通过这一渠道，可向世界表明，美中两国可以暂时搁置争端，并正在积极协调应对疫情。他们还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增强力量，采取抗疫措施。他们将让人们相信，两国政府有能力合作。正如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期间联合起来根除天花那样，这种合作将给我们带来迫切需要的希望。这一高层合作还将向别国政府发出应暂停其他争端的信号。
领导层的这个应对渠道，也应有助于减少官僚机构和政治上的障碍。我们必须取消限制，必须让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协议，规定这些东西将是开放的，人人都可利用。
李成（Cheng Li，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大约40年前我在中国受教育并成为一名医生，并在上海一家传染病医院工作，专门研究乙型肝炎病毒（HBV）。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感染乙肝病毒的人口超过10%，乙肝是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作为医生，我那时几乎每周都能看到病人死亡。1989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Merck）在不盈利的条件下，将其新开发的乙肝疫苗转让给中国，这大大改变了中国抗击乙肝病毒的局面。因为这一合作，中国在几年后成功生产出第一批乙肝疫苗，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接种。在20年里，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减少了97%，到2014年，这个疫苗已经预防了2800万例乙肝病毒感染，拯救了500万人的生命。
我分享这个故事不仅是想说明美国人民的慷慨，还有许多美中在彼此需要时互相支持的感人事例。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是这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时刻”。现在不是进行文化比较、政治制度辩论或地缘政治战略思维的时候。美中首先应该做的，就是集中力量挽救生命，遏制病毒在两国及全世界的传播。默克制药公司几十年前所做的事情，为美中医疗合作提供了范例，这种合作应该给我们双方带来持久的灵感并提供指引。
金俊远（Avery Goldstein，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尽管新冠疫情仍在继续，并且关于其暴发及最终走向的许多事实尚不明确，但很明显，迄今为止全球对疫情的反应很失败。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有许多，但我只想指出国际局势中的两个重要现实，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中令人遗憾地未能对这一跨国挑战做出更有效的反应。
首先，由于世界缺少一个能够统管各国的治理机构，或者说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迫使包括美中在内的各国都担心其可能需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并担忧自身存在的脆弱性。随着美中竞争日趋激烈，双方都从关注“双赢”转向关心“谁赢得更多”，美中疫情合作也受到这种心态影响。疫情还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并似乎可能加速美中之间正在发生的、成本高昂的脱钩。其次，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美中两国实力使其在全球舞台上突出于所有其他国家，在拥有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每个超级大国都在更密切地关注着对方，并与对方更广泛地展开竞争。双方都担心对方的获利会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并且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对冲这种危险。这段时间，美中之间激烈而普遍的对抗已经影响其对疫情的反应。双方都非常挑剔，称对方提供国际援助的真实企图是利用危机在全球竞争中获取政治利益。尽管这令人沮丧，但美中在当今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却给我们带来希望。两国能力巨大，处于独特地位，只要决定去做，便可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努力抗疫。
尽管上述两种国际情势导致全球未能有效应对疫情，但北京和华盛顿也都有错。两国前一阶段互相指责，为本就困难的双边合作又增加了障碍。两国领导人不仅有能力让下属停止沉溺于这种适得其反的言辞，而且还有责任追究坚持发表这种言辞的责任。
最后，我向两国提出两项建议，以便对疫情造成的跨国挑战做出更有效的反应。第一，两国领导人及其官员应停止使用有毒的、不受约束的社交媒体形式表达分歧；第二，应授权专家处理相关问题，特别是科学家和外交官，因为科学家掌握实情，而外交官们拥有经验，具备做好管理分歧这项艰苦工作的能力，尽管他们并非总是能够解决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