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人文交流受阻是不争的事实。不少赴美的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受到无端滋扰，有些人甚至在机场被撤销签证、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至今没有取消赴中国的旅行警告，导致很多美国家长担心孩子会在中国被“非法拘禁”。据称，不少美国高校不鼓励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如果美国学生非要去中国，需要向学校以及相关的资助机构提交特别详尽的说明。据称美国在华留学生仅有700余人。过去，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员来华参会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现在却需要进行严格的报批或报备程序，很多学者因为担心来华会产生后续的麻烦，影响其在美国国内申请科研资助，故而选择对中国“惧而远之”“忧而远之”。皮尤中心今年5月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81%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国群体对中国是“厌而远之”，他们大多对华持极端强硬的态度，对来华访问、与中国人接触完全没有兴趣，坚信“红色中国”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敌人。一些极右翼势力大肆塑造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而对中国态度越发负面的美国民众又会反向塑造美国政客，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极右翼推动的对华负面认知还与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相关。特拉华大学政治学者戴维·埃伯纳和弗拉基米尔·梅迪尼察发现，表达出更高程度种族仇恨的美国白人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认为，曾在历史上宣扬反共狂热和阴谋论的宗教背景组织约翰·博齐协会（The John Birch Society）是当下右翼民粹主义的预演，当前美国白人福音派对中国持有最大敌意，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实力的威胁，还认为这是对白人基督教权力的威胁。

加强人文交流是避免中美走向更激烈对抗的必要条件，但这不能只是靠政府的力量，也不应是“一厢情愿”。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深层次挑战。如果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崛起到顶”或是“中美必有一战”，他们可能会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失去兴趣。追求商业和经济利益、促进信息和价值观的流动，是过去几百年来美国对华交往的两大驱动力。对华交往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这其中势必会有利益权衡，需要促使美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此外，美国不是铁板一块，不宜把对中国有不满、有批评的人士等同于“反华”势力或是极端鹰派。中国方面近期重点针对美国的商业界、战略界的人士加大交往力度，但是似还缺乏对美国文化界人士的重视，需要想办法与一些美国作家、媒体记者和评论员展开“再接触”。自信的中国应有不畏惧刁钻问题、质疑不满的勇气，在“讲成就”之外要更加善于“讲问题”，这样有助于提升话语的针对性和可信度，在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中实现高质量的“信息供给”。

无疑，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难以逆转，改变某些美国势力的对华认知也非易事。想要让中美人文交流正常化，或需“三少三多”：少一些政府主导，多一些社会活力；少一些刻意为之，多一些水到渠成；少一些过度敏感，多一些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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