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

近十年来，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连续下滑。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晤，进行了深入坦诚的沟通，达成重要共识。2023年2月，一艘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后被美国政府使用武力击落，造成一场外交危机，双边关系遭受重创。从2023年5月开始，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两国政府恢复高层接触。202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R. Biden)的邀请，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关系出现止跌企稳势头。但是，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还远远没有走出低谷。

对于中美关系进入长期困难时期的原因，可以从四个相互交叉的变量或视角进行分析。第一个变量是两国的实力消长。许多国际观察者认为，近十年来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接近美国，使美国感到恐惧和焦虑，于是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企图用古希腊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说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难以避免对抗甚至战争。艾利森根据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推断，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高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历史却难以证明，世界“老二”的实力迅速接近“老大”时两国关系必然会越来越紧张。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世界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内外交困下的美国不得不结束越南战争。全世界都看到，美国的超级大国雄风不再，国际地位江河日下。与此同时，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世界各地大举扩张，战略核力量赶超美国，名义上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高于美国。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治下的苏联，国内政治看起来十分稳定。当时国际力量“东升西降”“苏攻美守”的趋势很少受到质疑。但是，这一阶段的美苏关系却出现缓和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里根（Ronald W. Reagan）总统任期内美国“重振雄风”，美苏关系才再度出现紧张。

一些中国学者不赞成“中美必有一战”的断言，但认为只有当中国在国家实力方面（比如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美国时，美国才会低头认输，中美矛盾才会缓解。可是大国关系的历史也难以证明这种推断。例如，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日本的四倍以上。日本没有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也远逊于中国。但是，日本近年来并没有在中国面前“低头”，中日关系的友好程度远不如2010年之前。

过去两三年，因新冠疫情等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明显，一些美国观察家于是发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峰”的鼓噪，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超越美国。然而可以设问，假使美国人认为中美实力对比从现在开始不再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美国会因此而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吗？大多数观察者大概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因此，把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升美降”的态势说成中美关系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根据的。

观察中美关系变化的第二个视角是两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对立和文明、文化差异。但是，这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总体来说是一个常态，只不过斗争烈度时高时低。因此，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立来解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交恶，也难以立论。如果把实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对立两个视角结合起来，似乎更能提供关于中美可能出现对抗的有力解释：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同自己政治价值观对立的国家迅速崛起，从而挑战美国的实力地位和文化霸权，所以它要竭尽全力压制中国。

不过，综合考虑实力对比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还是不能解释中美关系演变的全部历程。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变化不大，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意识形态对立也是恒定的，但双边关系却从互为敌手转变为缓和，两国甚至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造成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苏联的战略扩张对中美两国都构成了威胁。同时，美苏以外的“第三世界”兴起以及许多不结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也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观察中美关系需要有第三个视角——国际大环境变化。

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失衡，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呼应，激化了政治矛盾和社会分裂。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成为“双刃剑”，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的进步作用，也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重申了这一重大判断，同时提出“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难看到，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趋势，是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国际大环境的一部分。

以上三个变量或视角，仍不足以给中美关系的变化提供全面的解释。在实力对比变化、意识形态分歧突出、国际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构成影响双边关系的第四个变量，而且是变动最大、影响最大的因素。

当今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主要来源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的失衡。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跨国企业把产业链转移到中国、拉丁美洲等成本较低的地区，开拓海外市场，获得更大收益。随着互联网兴起和交通更加便利，高科技企业能够更顺畅地在全球市场开展业务。美国经济从生产和消费都主要在国内，转变为大量生产在海外、消费在国内，造成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虽然仍然很发达），出现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铁锈带”。华尔街的“金融肥猫”和硅谷的技术精英，同失落的蓝领阶层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发了美国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支持。“茶党运动”秉承“小政府原则”，呼吁降低税收、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控制美国的国债和联邦预算赤字，其目标对准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的财政政策。2011年，得到许多民主党人同情的左翼人士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重点针对大财团大公司的贪得无厌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这些大公司用金钱腐蚀美国政治和法治。

这两场反映美国阶级矛盾和不同政策观念的运动，却被族群矛盾和身份政治所掩盖。事实上，黑人和拉美裔新移民是美国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发生后，黑人大规模地从南方的农业区移民到东部工业基地和大城市。传统工业部门衰落以后，黑人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拉美裔新移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地区的大城市，身份不确定，收入不稳定。但是，中下阶层的白人却认为自己受到外来移民和黑人的排挤，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对黑人的反感。

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叠加，造成了政治斗争的扭曲和战场的转移。美国的右派将其核心使命定义为振兴国家和民族，典型的口号是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他们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突出美国人的本土身份，抵制移民和难民，推行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左派则减少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转而更多地寻求少数族群、移民、难民、妇女、性少数（LGBTQ）群体的支持，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的利益，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现在，身份政治的争斗正在把美国带向困境和分裂。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都诿过于人，企图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恢复国内凝聚力。2017－2020年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在南方边境筑墙，防止非法入境。特朗普政府通过了歧视穆斯林的移民法规，发动了对华贸易战。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以加强国家安全为由，维持对华贸易的高关税，对中国采取所谓“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政策。美国社会的反华、排华倾向日趋严重，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暴力事件频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反华议案越来越多，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各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大幅度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两党一致的立场是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者。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预料两党候选人将竞相宣示自己对华强硬的态度。

在中国方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牢牢掌握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展开坚决斗争，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中国政府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行动坚决有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定不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于中国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义立场，美国和其他部分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反思和调整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压中国，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总体趋于紧张。202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2023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在中美两国近年来的互动中，中国政治的“稳”和“定”，同美国政治的“乱”和“动”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要保持国内稳定，必须敢于并善于同美国进行斗争，并且做好双边关系出现惊涛骇浪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继续把中国作为“靶子”，两党的政治主流都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敌意。

综上所述，中美角力和博弈的背后有四套相互重叠、互为因果的逻辑。根据这些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中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到21世纪初的交往深度和合作水平。但是，两国各自的长远利益和战略考虑，决定了两国必须避免相互之间的战争，也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中美关系在2024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争斗可能引发的混乱局面。不过，2023年以来的中美官方和民间接触使双边关系的发展上限和冲突底线趋向清晰。中美关系难以改善，却可望基本稳定。

（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请前往知网下载全文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9.f.20240318.1557.004.html引用来源：王缉思、贾庆国、唐永胜、倪峰、朱锋、谢韬、达巍、李巍：“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第9~49页。）

本文刊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