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美尚未进入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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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旧金山会晤之前,有关中美是否处于新冷战的争论很多,主流观点反对两国开展新冷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21世纪上半叶的决定性特征就是中美大国竞争,当前两国也已处于“合作性竞争”关系。但他反对美国像美苏冷战那样试图改变中国,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失败。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名誉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提到,此次旧金山会晤证实,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仍将是两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如何管控这种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一大挑战。


11月23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他认为中美还未进入冷战,但两国必须避免更糟糕局面的出现,包括热战。他提到,中美两个大国似乎正在进入一场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带有冷战的一些特征,但如果不能及时遏制两国关系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可能更大。为此,王缉思教授提出五条建议,包括保持两国经济联系、缓和台海紧张关系、建立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强化全球健康及卫生和应对气变领域的合作。


王缉思教授认为,尽管中美亦呈现某些竞争模式,但它不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全球意识形态竞争。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最似上世纪70年代初至世纪80年代初的冷战阶段,当时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认为已经与美国大抵持平,体现一定的阵营和意识形态对立。但是,这两个时代也存在一些差异,历史上冷战和如今中美竞争所处的全球背景也有不同。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最初的冷战随着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而结束,但是,世界正见证一场新冷战早期阶段的观点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华盛顿被接受。这一次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毫无疑问,自201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中美关系变得愈加争议性。近年来,两国关系已跌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是否开展一场冷战取决于两国的决定;双方的感知和假设也会相应地塑造(shape)两国关系现实。如果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可能会促进全球稳定。如果处理不当,它可能会让世界陷入比冷战更糟糕的局面。

目前局势确实在许多方面与冷战相似。中美是唯一可以被视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就如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时间里的美苏一样。与冷战时期一样,中美竞争也有意识形态因素。今天,中美在人们所称的“全球南方”争夺支持和影响力,就像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样。

但这些(与冷战的)相似之处被双方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所抵消。中美经济紧密相连,这与经济上独立运作的美苏关系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尽管中美亦呈现某些竞争模式,但它不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全球意识形态竞争。

这些因素使目前的局势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可怕。然而,两国之间的其他差异则是有反作用的。冷战是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中美竞争则发生在一个“去全球化”和“分裂”的世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维持了危机防御机制,并在危机发生时予以管控。现在的中美关系则缺乏这样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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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5日,中美领导人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举行会晤。

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会晤重新点燃了两国寻找稳定发展轨道、避免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希望。两位领导人都曾多次提到,他们不寻求一场新的冷战。关键是两国政府要更好地理解中美竞争与历史先例的不同之处:承认相似之处,接受使当今局势不像冷战时期那么危险的各种分歧,并努力将可能使局势更加危险的分歧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一个分化的世界


中美战略竞争最似上世纪70年代初至世纪80年代初的冷战阶段,当时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认为已经与美国大抵持平。在那些年里,没有任何第三大国的实力能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相匹敌。同样,在当今世界,中美各自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与冷战时期一样,今天的华盛顿将其对手视为意识形态敌人。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这让美国人想起了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国精英来说,他们认为美国是对中国内部政治安全的挑战。在他们看来,华盛顿有比冷战时期对抗苏联时更多的工具来影响中国。冷战时期,华盛顿和莫斯科相互视对方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战略对手。今天的中美也是如此;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其已经与美国实现了初步的军力平衡,尽管美国整体军事能力仍然超过中国。

美国和苏联主动把世界一分为二。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而美国则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然后是第三世界,它不属于任何一方。中国在与苏联决裂后声称属于第三世界。如今,中美也认为世界是两个部分(尽管还没有两极化)。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世界”或“全球南方”,这个部分的力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或“发达世界”则在衰落。相比之下,在美国人的传统智慧中,世界分裂为“(西式)民主国家”和“非(西式)民主国家”,而“(西式)民主国家”应该处于领导地位。

一个别样的时代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这两个时代之间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首先,与苏联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没有兴趣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扰乱别国内部秩序的运动,也不谋求煽动和培植这种变化。尽管中国乐于看到其他国家借鉴中国经验,但它最近提出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这反映了一种阻止国内进一步西化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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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旧金山APEC领导人会议。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与苏联相比,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要高得多,而且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苏两国,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贸易平均约占其全球贸易总量的1%。而到2022年,中国已成为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

与苏联在自身及其从属国周围拉下铁幕不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开放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还伴有国际技术合作、人道主义交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和大量移民前往美国。目前,生活在美国的500万华裔中,有300多万出生在中国。2001年至2020年间,近9万名中国学生(包括来自香港的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国内最大的外国博士生群体,是印度博士生数量的两倍多,后者是第二大博士生群体。

美国和苏联社会实际上彼此封闭,两国几乎不存在美苏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因此,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彼此国家的内部特征一无所知,也无法对彼此施加太多的政治影响。即使在美苏联系加强的那些年,美国官员也只能与苏联高级官员和领导人交谈,不能与普通苏联公民接触。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有能力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向对方施加影响,这对他们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双边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从中美相互依存中受益的个人和团体对双边关系的恶化感到遗憾,并呼吁稳定双边关系。在中国,他们被称为“温和派”,可能会被批评为受美国思想和利益的诱惑;在美国,他们则被嘲讽为“对中国软弱”。另一方面,那些从中美合作中获益甚微的有政治影响力的人,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深化双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战略竞争是多层次的,反映了两国各异的议题重点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事务。相反,它是一套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博弈。如果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压倒经济考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和美国蔓延,那么和解的声音就可能被淹没。

历史上的冷战与今天中美竞争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全球背景不同。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后期,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逐渐化解了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柏林墙之所以被推倒,是因为东德人渴望拥有他们在西方国家看到的东西。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广泛的交流和贸易缓和了两岸的敌意。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保护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共同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浮出水面,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众多全球性问题加剧了这一浪潮。这使得超级大国的竞争环境更具挑战性。

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研发了避免灾难的技术,最终建立了莫斯科-华盛顿热线,使两国领导人能够直接沟通。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美苏两国军队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即使中美军舰和军机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附近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而且中美战略核导弹瞄准人口中心,两国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上周宣布的恢复两军沟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比冷战更糟糕的是?


不幸的是,中美两个大国似乎正在进入一场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带有冷战的一些特征,但如果不能及时遏制两国关系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可能更大。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有根植于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可疑假设”。正如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言,一些美国活动人士“会认为,民主制度是建立信任和信心关系的先决条件。在这种观点看来,非民主社会天生就不稳定,容易诉诸武力。”在这种观点下,只要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理想,华盛顿就会以保护美国安全为借口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和全球影响力。这种观点反映在拜登政府围绕西方技术建立的“小院高墙”上,目的是将中国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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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还指出,一些中国的必胜主义者,就像一些美国战略家一样,“将国际事务理解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之争”,本质上就是零和博弈。事实上,在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都将政治视为权力和物质利益的斗争。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最普遍的理解是,除非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否则华盛顿傲慢、咄咄逼人的做法不会改变。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切实际和宿命论的:中国基本政策将坚定不移地保持不变,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将强于中国。尽管如此,这些假设不太可能消失。

然而,有五件事可以稳定两国关系,避免灾难。第一,两国经济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业团体、技术企业和学术组织应该携手抵制限制他们合作的各种不合理和适得其反的政策和举措。

第二,中美应该缓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美国和台湾当局应尽其所能鼓励这一承诺,而不是促使中国必须采用非和平手段。无论谁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台湾当局都应谨慎行事,以恢复两岸接触为目标,大陆方面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

第三,为了消除新冷战的幽灵,中美应该学习美苏在冷战期间达成的最好的协议,该协议让两国军队和最高领导层之间建立了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双方应该考虑在各自的军事行动指挥部之间设立热线。特别是,他们还应该讨论如何减少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四,加强在事关两国公民健康福祉问题上的合作。上周中美在旧金山就减少芬太尼成分从中国流入美国的协议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中美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与全球健康有关的项目上开展合作。美国应允许并鼓励中国参与“奥比斯计划”(Project Orbis),这是一个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开展的跨境合作项目,旨在加快监管部门批准新的抗癌药物。中国也应该参与拜登政府的“抗癌登月”(Cancer Moonshot)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至少50%。

最后,在一个以全球生态危机为特征的时代,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在气候变化协调方面取得切实成果也势在必行。11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达成协议,恢复双边气候合作工作组并承诺大幅度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减少甲烷排放。

中美旧金山会晤使两国在短期内走上了一条不那么危险的轨道。但单凭一次会晤无法阻止两国长期存在的冲突势头。两国有影响力的公民必须动员起来,在官方接触之外寻找促进共同利益的途径。无论中美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新范式,他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避免一场新的冷战;这种新范式也必须防止一场热战。

本文2023年11月23日首发于“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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