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来北京了。他是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讲学的。在北京期间，奈教授出席了两场公开交流活动，一场是北京大学年度“北阁对话”，另一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座谈。

入秋的北京，继今春疫情结束后中国发展论坛恢复全面线下举办，迎来了美国官员、学者和前官员访华的又一个高潮。重要背景是，中美两国政府开始相向而行，加强高层接触，稳定、修补彼此关系，以为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元首可能的会晤做铺垫。

奈教授的到来，成为这波中美二轨交流的一抹重彩。

奈教授人大开讲前，我收到了该校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李晨主任的与会邀请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因为自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疫情三年，我闭关翻译了奈的新著《道德重要吗——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特朗普的美国历任总统及其外交》（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出于发行策略的考虑，出版方金城出版社最终将其定名《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译著出版后，我期待能突破疫情阻隔，面对面地向奈教授讨教。

奈的到来轰动了人大校园。10月24日那天上午，不同院系的学生们赶到明德国际楼，能容纳200人的阶梯教室生生挤进了300多人，实在装不下了，后到者被劝返。

十点钟，奈教授准时到场，在回字形会议桌前落座。杨光斌教授致简短欢迎辞后，奈用平缓低沉的语调开始了他的讲述。

奈谈的是对美国与中国关系变化的理解。他说，美国战略界对当代美中关系的叙事一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冷战前期，两国在朝鲜交战，严重敌对。第二个阶段是从1972年开始，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共同运筹下，两国结成应对“苏联威胁”的事实联盟。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 90年代起的“接触时期”，两国经济社会交融，实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第四个阶段是从2015年起，两国进入战略竞争状态。

奈接着说，他本人不太同意第四个阶段起始点的划分。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自运转循环（我理解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吧）。特朗普固然给美中关系制造了大麻烦，但早在他上台前的2009年，“加油站”就已经开始着火。受南海问题、经贸摩擦影响，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调整政策，宣布“重返亚太”，对中国施加离岸制衡，不过仍尽力维持合作基本面，对许多分歧问题采取了“求同存异”（agree to disagree）的态度。

奈说，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基调，一切围绕“大国竞争”展开。有些人就此认为美中已进入事实上的“新冷战”，而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界定。冷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和过去的冷战不同，美中在经济、社会、生态上都相互依存。“生态相互依存”（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是指美中均面临相同的跨国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它们的恶化对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均等的影响，不会有例外。尽管政客叫嚣“脱钩”，但美中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脱钩只会在半导体等局部领域精准发生。

奈说，他不认为美中对对方构成“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也不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爆发“蓄意战争”（war on purpose）的危险，但比较担心双方在海空摩擦缺乏管控的情况下走向意外战争。

谈到战与和的选择，奈自然提到台湾问题。他说，这是美中关系绕不开的问题，没人能准确预测将来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在美国人看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1975年10月，毛泽东曾向基辛格当面表示，不着急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等上100年。基辛格当时回应说“我认为不需要100年”。当年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形成谅解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同属一个中国。今天美方处理台湾问题的两条原则是：台湾不宣布“独立”，大陆不对台使用武力。

奈说，美中必须学会管理彼此竞争，而最好的管理办法是边合作边竞争，或者既竞争又合作，把握好竞争与合作的边界与平衡。美中即便在关系不好的状态下，可合作的领域仍多。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风口，更多是美中竞争领域，但双方仍可就制定全球规则以确保有关技术被用在癌症防治这样的“好地方”而开展合作。

奈说，美中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强的国家，一国软实力之强大体现在其公民社会培育力、对其他国家的包容性和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软实力既可用于竞争，也可用于合作。美中必须思考能在软实力方面开展什么合作。超越双边分歧，就应对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是大国软实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

奈教授的讲述是叙事型而非学理性的，试图在最短时间里把近些年中美关系何以至此给在场学生们讲清楚。我一直比较执着于用这种叙事体写文章，改稿子当编辑这些年也深感青年学子们叙事能力的欠缺——他们写东西喜欢平铺，用“一”“二”“三”摆现象、析原因。叙事能力的欠缺又会导致先有结论后做论证的现象，这对战略研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叙事体也是容易暴露逻辑漏洞的。但换个角度看，在经常性的对话交流中了解对方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叙事习惯，从中发现漏洞，然后坦率提出质疑，又何尝不是对话双方完善叙事形成逻辑闭环的有效方式，而一个不仅完整而且完善的叙事对解决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过去十几年中美关系的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叙事之争，对此我在过去文章里有所阐述——“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奈教授在此次人大讲座中也说了，2009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开始调整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方认为中国偏离改革开放路线，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外交上变得强势（assertive），破坏国际海洋法秩序，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不公平竞争和盗窃知识产权。

奈介绍的这一背景恰恰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叙事的逻辑漏洞：缺乏对美方自己处理对华关系过程中所做所为的反思和弥补——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在制裁中国企业问题上，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以及在放弃中立公开介入南海问题方面......因而从一开始就是偏颇的。中美双方在过去十几年的激烈摩擦中陷入相互指责的循环，而单纯指责对方是没有办法给两国关系解套的。

美国对华政策叙事的另一漏洞是，既然想边合作边竞争，又该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竖立区隔呢？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是极重讲道理的，如果竞争是恶性的，以单方面压制围堵为主要方式，很难说服中国人在自身利益和尊严受损害的同时，心安理得旁若无物地同对手在其他问题上开展合作。

回到奈教授的讲座。在点评环节，我排在时殷弘、翟东升、罗天虹、孙浩、刘洋等几位老师之后末位发言。听了奈教授的开场讲述，我知道自己不应浪费大家的时间去探讨“道德外交”，最好还是讲讲我的“老本行”，于是调整思路，说了另一番话。

我对奈教授说，很荣幸在两年前承担了把《道德重要吗》一书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这本书折射了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演化过程，但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是您在最后一章中对美国对华政策所做的分析、提出的愿景。您认为美中应互为“合作性对手”（a cooperative rivalry），并且建议特朗普之后的总统们对华推行“聪明竞争”（smart competition）的政策。在今天的讨论里，您对自己的想法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不幸的是，过去两年多的美国对华战略及其所激起的连锁反应似乎正把两国关系推向“缺少合作的竞争”状态。

我说，现在两国政府全面复盘过去若干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基于这种复盘相向而行调整对对方的政策，还不算太晚。双方仍来得及在将来可能成为的“敌手”（antagonism）和过去曾经是的“伙伴”（partnership）之间，找到某种折中状态。至少在当前阶段，我们在如何处理彼此关系问题上仍能找出一些共同语言，比如：和平共存，不要战争，不要灾难；管控风险，创造彼此关系的可预期性（predictability）；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为全人类创造福祉；保持对话，继续开展人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共同语言为双方将来做进一步讨论并采取共同行动提供了基础。

最后，我向奈教授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竞争”必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那么您认为美国到底在跟中国争什么？我并补充说，“如果中美争的是地区乃至全球主导权，没有谁能赢；如果中美争的是为自己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和向国际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会有赢家”。

奈教授在听了我们所有人的发言后，手头的本子已经记满了中方学者提出的问题。然后，他逐一回应了那些问题，轮到对我作出回应时，强调“缺乏合作的竞争”正是美中双方应竭力避免的，而事实上，两国不可能只有竞争没有合作，也不可能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双方应接受现实，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尺度与平衡。至于“中美到底在争什么”，奈教授没有正面回应，不过在我看来，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

座谈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20分钟，奈教授直接回答了现场学生的六个提问。李晨一宣布会议结束，学生们便拿着各种版本的奈著作走上前台，把奈团团围住，请他签名。看到这种过去几年难得一见的热闹场面，我有些欣喜，也有些感动。我知道，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中渴望与世界交流，特别珍惜能见到国际大咖的机会。希望国家能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对外交流的机会，门开得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