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深刻调整。美国逐步改变对华接触战略，代之以战略竞争，确立“全政府对华战略”。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明确为“最严峻竞争者”，将中美竞争界定为“长期竞争”。今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明确对华战略竞争的路线图，进一步加强“美国盟伴体系”，包括“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双边军事同盟。同时，在美国即将出台的“印太经济框架”中，仍以排除中国大陆为战略导向，通过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合作，确保美国在经贸领域领先地位。

显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决心已定，即便面临阿富汗变局、俄乌战争等因素，也未显示调整战略布局的迹象。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源。中美关系之所以从经贸领域中的摩擦一步步演变为全面战略竞争，与中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战略思维错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美国文化是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并逐步吸纳多元移民文化形成的个体主义文化，美国文化认为国家治理主要是为了每个人的福利、安全和幸福，最大程度地释放私有利益和权利，实现“天下为私”的世界。而中国文化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历来重视天下一家，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是中美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意向上的根本文化差异。

正因为中美在文化基因上的差异，导致中美在各个领域中的交往总是处于一种相互误解的“沉默螺旋”之中。中美元首会晤中达成的重要共识，很难在各个领域的执行层得到贯彻落实，中美行政层面的战略沟通、经贸谈判、二轨对话甚至民间交流，均呈现出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误判现象，如何突破中美文化差异形成的战略围墙，成为破解中美战略竞争困局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统筹“一体两翼”的问题，即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两翼。中美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美虽然在双边问题上存在激烈竞争的挑战，但在多边问题上仍有大量合作机会，如何平衡双边竞争与多边合作成为新时期探索中美大国相处之道的关键。一方面，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双边关系问题上，我应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问题上，比如反恐、气候变化、抗疫、阿富汗、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不能回避中美对话与合作，应充分发挥中美大国引领作用，统筹好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两翼。总之，中美应在国际治理上尊重“求同”，在国内治理上尊重“存异”，在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聚同化异，不断累积全球治理资本，渐进地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二是如何调适“一球两制”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在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推动下，世界各国都被推到一个共同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在各国利益融合、增长联动和互联互通的同时，各国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呈现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和竞争发展的格局，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球两制”的局面。因此，如何在维护一个地球大家园的基础上，妥善调适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也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要坚持对话，避免对抗，尤其是推动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广泛人文交流和对话，逐步突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战略隔阂。

面向未来，中美应避免相互为敌、对抗冲突的道路。正确的做法是分别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各自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不断改革、不断优化、不断升级，推动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唯有如此，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才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本文首发于2022年4月5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