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更加明确地将应对“大国竞争”作为主轴，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鲜明的“内政导向”。所谓“得蓝领者得美国”，如何有效回应美国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和劳工阶级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诉求，巩固执政基础，是拜登政府的核心关切。拜登政府将“重建中产阶级”作为施政的核心目标，力图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涓滴经济学”（注：指通过做大“蛋糕”、增加财富总和最终使穷人受益的发展理念）在美大行其道的状况，推动“国内更新”，开创国家发展的新周期。拜登政府强调“内政就是外交，外交也是内政”，明确提出推行“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称其不再以美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利益为导向。拜登政府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也是为了避免海外军事行动进一步损害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
2021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主持召开国防部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会议。
二是现实的“价值观外交”。重视价值观和“民主”“人权”问题，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传统。拜登延续了这一传统，将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主衰退”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强调，拜登政府把“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拜登力图强化美国自身的“民主”基础，以期让美国重新发挥“榜样的力量”，为其他国家提供引导，进而“重新找回西方”。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是现实主义的，相较于过去的“民主扩张”战略，似更重视强化“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和防御力，服务于应对与中国等国的大国竞争总体战略。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因素全面注入经贸、技术、安全、国际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为美国拼凑“小圈子”、实施“新联盟战略”、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提供理念基础。
三是更精巧的“大国竞争”。拜登政府强调要与中国等对手展开“长期竞争”，更加注重控制竞争成本，着力解决竞争举措对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害或反噬。白宫、财政部、国务院等机构对美国对外制裁手段和做法进行“优化”。此外，拜登强调要综合运用美国的国家权力手段，而不是过度依赖军事手段，称“外交应当成为美国权力的头号工具”。为此，拜登政府积极打造能适应“大国竞争新时代”的外交机制体制。2021年10月布林肯公布“国务院现代化”计划，改革措施包括新设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任命负责关键和新兴技术事务的特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大国际政策协调，等等。布林肯强调，“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拜登政府还着眼未来战争的需求，大力调整防务开支结构，把更多资源用于网络、太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等“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聪明投资”。
在拜登政府“大国竞争”布局牵引下，美对华战略与美全球战略日趋一致、互为倚重。从美对华战略竞争的演进路径看，奥巴马执政后期是“酝酿阶段”，特朗普时期是“试验阶段”，拜登时期是“深化阶段”。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强调“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本质”，要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和“负责任的竞争”。拜登政府还提出与中国展开所谓“正向竞争”，也就是“办好自己的事”，以增强美自身竞争力为基础，构建“复合型国际阵营”为依托，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布局谋势。
在拜登上台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拜登政府并没有对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做根本性修正，而是保持惩罚性关税，实质性推动美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同时，拜登政府已基本修复与美国盟友之间因“关税战”受损的经贸关系，并在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采取协调行动，以促使盟友更紧密地配合美应对“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对华竞争的核心，力图通过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完善“小院高墙”策略和组建“民主科技联盟”，强化对中国的科技施压。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拼凑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对华推进“一体化威慑”，向东盟展现“外交回归”，力图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显著提升“民主”“人权”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筹办“全球民主峰会”，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力图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与盟友伙伴国家之间的协调，积极重塑美领导的同盟体系，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新机制（如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力图以“阵营驱动的竞争”和“规则制衡”加大压制中国的效力。
在拜登政府全面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台湾问题的危险性重新突出起来。美军高官鼓吹“2027年前大陆攻台”论调，美军在台海地区频繁开展实战演训活动。今年8月和10月，拜登两次公开表示如大陆对台动武，美将“防卫台湾”。虽然白宫和国务院方面坚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美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日益接近转向“战略清晰”的“临界点”状态，包括实质性强化美台军事勾连、在供应链方面“以台制华”、推动台当局“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挑动欧洲国家调整涉台政策等。美国国会一些“鹰派”议员推动讨论“武装台湾法案”“台湾威慑法案”，叫嚣设立“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前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认为，涉台问题将会主导未来一个时期的美中安全竞争。
文章2021年12月21日首发于《世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