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2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阎学通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阎学通就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等热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在昨天直新闻发布的专访实录文字（上）：《阎学通：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特朗普更大》中，阎学通认为，对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在排斥中国，其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
为何说中美竞争的核心未来会在数字领域？阎学通认为，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占全球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中美的竞争，不会向财富越来越少的领域竞争，一定是在财富越来越多的领域竞争。因此美国搞“脱钩”政策，就是来防止中国数字技术进步超过美国。
阎学通又指出，美国正和中国之外的国家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采取以多对少、以多对一的竞争策略。而中国正采取另一种策略。
针对一些西方政客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阎学通认为，目前世界上跟美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数量远远超过和中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他以长平之战为例，认为“真正的战略家并不总是出击，真正的战略家是善于防守”。对于来自美西方国家在台湾等问题上的频频挑衅，阎学通强调，我们要保持定力，坚持界定台湾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领土主权问题。
而面对日本意图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阎学通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和不表态，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都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阎学通还有哪些深刻见解，将在以下的专访实录文字（下）中一一揭晓。
问题：我采访过几次博鳌论坛，我觉得您提到的怎么让外企进来，也是博鳌论坛上一些外国嘉宾特别关注的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比较矛盾的就是中日关系，应该说中国对日本的门开得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中日关系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反转？
阎学通：它只要进来，就能够客观地扩大跟你的共同利益，它就会要考虑和你的共同利益。当它进不来时，特别是日企，感觉到在中国挣钱困难的时候，它的资金就会挪到别的国家去。所以怎么能够对国际社会进一步开放，让它们进入中国，我觉得是当今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问题：因为此前在美日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要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尤其是在科技领域、6G领域，他们科技合作之外还搞弹性供应链。网上现在有人会认为说，因为他们合作搞6G了，对中国的压力特别大，您怎么看？
阎学通：你说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具有核心性。现在人类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在6G通讯技术上的合作非常关键，它决定了今后物联发展的速度、领域和范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策略，是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卡脖子”问题。
而美国跟日本采取的策略正好相反，它们是想通过进行国际合作的方法来保证产业链供应，也就是电子产品供应的稳定性。而我们是想靠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来保证产品供应的稳定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
也就是说现在客观上，正在向一个新的趋势发展。美国采取以多对少、以多对一的竞争策略，我们是以一对多的一个竞争策略，到底哪个策略能赢，我判断不了，但是只能看到这两个策略方向是反的。
问题：但是好像是美国断了和我们很多科技上的合作吗？
阎学通：美国是在和中国之外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跟欧洲、跟日本、跟韩国，甚至跟我们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是在加强国际合作。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加强供应链的国际合作的政策，我们是强调加强国内产业链完整化的一个政策，所以策略是相反的。现在我们不仅跟美国的科技合作出现了减少，我们跟日本、德国以及别的国家的科技合作也在减少。
问题：您在《数字时代的中美竞争》的论文中，提到了关于激烈竞争的一些新的观点，您认为说数字的实力左右了以后中美竞争的一个态势。为什么是数字呢？不是还有很多比数字更加能够创造金钱的东西吗？
阎学通：现在数字是一种越用越多的资源，它是和所有自然资源性质相反的。自然资源都是越用越少，而数字资源是越用越多。而且自从2015年之后，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大幅提高，数字经济的规模快速上升。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2.5倍，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占全球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中美的竞争，不会向财富越来越少的领域竞争，一定是在财富越来越多的领域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数字竞争正在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比如说美国在搞“脱钩”政策，就是来防止中国数字技术进步超过美国。
问题：我们再回到之前美国开的芯片峰会的一个问题，他们要打造一个弹性供应链，我们中国该怎么办？
阎学通：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至少我们看到宣布的政策是我们没有用国际合作的方法来应对，我们是用自力更生建立国内生产链的策略来应对的。
问题：这个会引发国际上其他国家以后进行二选一吗？
阎学通：所有的国家，现在是在中国技术和美国技术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选择哪个技术便宜，哪个技术水平高。大家都会选择价格低、效率高的产品，所以二选一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国家它会更具体化，根据具体需求，这个产品、这项工程、这一个领域，我选择用中国的技术，那个领域、那个产品、那个项目我选择用美国的产品，所以它也有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它同时根据需要，两种技术产品都使用。所以一共会存在三种情况，即选以美国技术为主的、以中国技术为主的和选择两国技术用在不同领域的，这是三种情况。
问题：您有一篇呼吁防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加剧的文章，也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我觉得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外面对我们的这种宣传攻势也很强，但是中国的这种反作用力也挺强的。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阎学通：这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我们跟美国应该在所有领域里都竞争，而不应该是有选择的竞争。我认为在所有领域里都竞争的策略本身，就是对中国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可能强项是跑或是跳，但你非要去跟别人竞争游泳项目，你竞争不过人家，所以你既然竞争不过，你何必要跟人去竞争。你应该发挥强项，让自己在强项里的竞争能赢。
关于说到意识形态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世界上跟美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数量远远超过和中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也就是说单比数量，我们就不可能超过美国。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去跟美国竞争，就是以己之短跟美国之长去竞争。
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当年廉颇的故事。就是说赵国军队从进攻角度打不过秦国军队，所以廉颇坚守城池就不出战。于是赵王很不高兴，认为你不迎战，弄得我们很没面子，很不好看。换了赵括，就是纸上谈兵的将军，上去以后说我不能让你指着鼻子骂，出城迎战，打到最后，结果秦军佯装退败，他追了一段，最后的结果是赵国几十万军队被人歼灭，赵国大败。这是长平之战，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战略家并不总是出击，真正的战略家是善于防守，如果没有防守能力，一味出击，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问题：在一个很宏观的层面来说，我感觉现在中国政府也并没有去蹚浑水。
阎学通：从去年7月7号，中国政府反复讲，中国不进行意识形态之争，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的，就是说你爱怎么在城下骂战，我在意识形态问题，我就不出城迎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定力的表现。那种非要出城迎战跟着搞对骂的，只能说明没有定力。
问题：但我觉得国外的这些意识形态对立，也影响到了我们一些内政方面，如香港、新疆等问题。人家已经就打上门来了，我们该怎么应对这种呢？
阎学通：关于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中国应该维护自己主权内的事务，不搞意识形态出口，不搞模式之争，中央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跟美国寻求的是政治制度和平共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自己领土上的主权问题，我们需要维护。领土之外的问题，要坚决抑制住搞制度之争的冲动。特别是在我们疫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在全球宣传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这种冲动应该有所抑制，这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问题：我们注意到，在意识形态纷争最前沿的地区，尤其是台湾，最近也比较火，因为美日“2+2”会谈，以及美日领导人峰会时都反复提到台湾。
阎学通：台湾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台湾是领土主权问题。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坚守领土主权的所有权，要维护我们国家对台湾的领土主权，而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进行关于台湾问题的斗争。如果把台湾问题视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只能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而我们坚定界定台湾是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是有利于我们自己。
问题：最后再想问您一下，美国和日本，尤其日本有意强力地介入台湾的问题。52年以来，第一次在和美国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问题，这会对我们的周边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阎学通：它对安全局势没有影响，它只会影响政治局势。因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界定，它不过是一个政治表态，它的表态意味着在中国主权问题上，它不再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一个对立的立场，或者说因为中日之间有领土主权之争，所以它拿这个作为跟中国对抗的一个砝码。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不会因为日本采取了这个策略，就会发生变化。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和不表态，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都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作者：陈柯 罗代姣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3日直新闻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