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领域
2020年7月30日，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商务、科技和运输委员会召开的主题为“中国的挑战：调整美国经济政策以恢复美国弹性和竞争力”的听证会上，杜如松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中国正在积极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而且这一努力并非完全出于商业利益，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北京认为科技竞争引发的结果不仅仅是哪国公司将主导市场，还关系到哪个国家将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领导人往往从政治视角看待技术和经济交流，特别会将其视为增强或避免依赖、提升中国综合实力、建立秩序的途径。
中国认为自身已经准备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超越美国，中国有四个方面的优势：1、在研发方面大量投入；2、体制制度和工业政策具有优越性；3、制造业实力强大，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位置；4、在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可以决定关键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如果美国希望重塑供应链或将其多样化，并维持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地位，美国需要采取的措施将不仅仅是减少税收和增加补贴，而且需要制定一项内容广泛的“产业政策”。美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推行这样的战略——两党对此早就达成共识——而在于美国如何才能避免浪费和掠夺，从而对中国保持弹性、竞争力、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
就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科技方面的挑战、提升美国自身科技竞争水平，杜如松提出政策建议：1、经济战略信息收集。美国国会应考虑设立一个实体机构，对美国供应链进行审查，并为工业界制定供应链报告提出严格要求。美国政府应在关键工业领域对公司进行供应链抗压能力测试。2、协调经济政策和战略。美国国会应该考虑授权一项关于竞争力和恢复力的四年国家战略，采用一种能够整合美国政府各种经济机构、确保采取协调一致政策以提高竞争力和恢复力的工作模式。3、修改美国移民政策，提高研发实力。美国国会应该为高技能移民提供便利。美国国会应将联邦研发支出增加四倍，以跟上中国的步伐，并确保其投入资金增长速度超过生命科学领域。4、推动改革以促进长期规划和竞争。美国国会应当考虑采取反垄断措施，以增强美国在关键行业的应变能力。5、与国际上志同道合的利益相关者和关键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美国国会应该鼓励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和合作伙伴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合作，这些盟国和合作伙伴在研发领域的支出总和是中国的两倍。在标准制定方面，国会应努力协调国内和多边立场。
2019年4月8日，杜如松参与了新美国安全中心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评定报告，报告中称，当前中国也在互联网连接的硬性基础设施标准上展开竞争。中国政府投资数十亿，从而使得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可以在5G移动互联网标准的竞赛中打败其对手美国。通过由“一带一路”等基建设施输出，中国努力使自身通信标准通用化，亦可借此达到获取/监视各国信息数据的目的。
未来“数字化竞争”将是重点。通讯基础设施的对外输出或将成为“一带一路”下一阶段关注的重点（当前中国视频监控、人脸识别技术已广泛输出）。借此中国不仅可输出设备，更可获取对他国重要信息数据的监控。中国通讯公司在非洲市场极其活跃，许多公司都在为互联网连接及蜂窝数据基建打基础。客观上也使得中国有机会获得大量的当地公民的私人信息数据。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四、军事领域
2019年4月8日，杜如松参与了新美国安全中心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评定报告，报告中称，中国海外的军事活动让美国倍感不安。在此之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民主制度、可持续债务、国际环境、劳动法等等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因而，国际上诸多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的意图表示怀疑。
2019年10月1日，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评估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意义”研讨会中担任对话嘉宾。杜如松表示，中国内政发展大多由内因导致，而中国关键的战略，如军事防御能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因的驱动。外因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最大的挑战者，也是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10/fp_20191001_global_china_transcript.pdf
2019年6月，参与布鲁金斯报告《重新思考美中竞争：下一代的视角》。报告中提出，中国在东海、东南亚海域的军事竞争持续，引发了中国的军事竞争是否足以使美国的干预能力复杂化的问题。随着中国将其实力投射能力、两栖能力和海外设施作为其全球形象的一部分，我们是否会看到这种军事竞争由亚洲扩展到全球？中国是否有这样的野心？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thinking-us-china-competition-next-generation-perspectives/
2019年4月18日，在参加布鲁金斯红海战略的对话会时，杜如松谈到，在中国，越来越多人认为红海是战略战区。在政府中、在电影界都是如此。于2018年上映，名为《红海行动》（Operation Red Sea）的电影表明中国对两种事物越来越重视：世界不同的行为场域、中国的海外利益。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严重依赖来自世界这一部分的石油和商品流。当然，由于经济层面的重要性，中国不得不调整其军事和海军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军事形象正在日益走向全球。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如果回溯大约10年，2008年中国将向红海派遣第一批反海盗工作队。中国越来越多地谈论海军的重要性。2012年，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谈到了海军的重要性。中国需要成为他们所谓的海上大国。
中国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贡献者。他们基于战略考虑来部署维和人员。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维和是出于善意或慷慨，也较少涉及战略或战略部署，而更多的是关于学习。中国人写了很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重要性的文章，中国军方生产的报纸和其他材料叙述了他们从维和行动中学到的东西。而且中国的维和部队常常是一支长期无法真正打仗的军队，为的是让这些军人在国外通过军事行动练习某种程度的远征能力。
CISS实习生：蔡依航、邓家骏、任怡静、牛颖卓、姚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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