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中美两国负责对外关系的最高级官员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将于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这场对话既不同于美日之间外长加防长的“2+2”对话，也不同于中美之间曾经多次举行的经济与安全战略对话。可以说，这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重新定位双边关系的首创平台。

正是因为其重要性，中美媒体和智库都在对这场中美外交高层战略对话发表相关的预测和评论，众说纷纭。笔者也对这场即将举行的对话做了一些梳理：

首先，这次中美“2+2”对话很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后期，由于应对新冠疫情表现糟糕，却将责任“甩锅”给中国，无端抹黑并疯狂攻击中国，走上失去理性的“无底线强硬”对华路线，几乎彻底放弃与中国官方对话。尽管2020年6月，杨洁篪与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会晤，但由于蓬佩奥铁了心要“脱钩”，导致这场对话毫无成果。

自2021年1月拜登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明显增多。2月2日，杨洁篪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视频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新一届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轨道上来，并发出四个方面可以相向而行的积极信号。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即将到来的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的第三次互动。笔者的观察是，之前特朗普政府放弃的对华“接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恢复。

其次，这个“接触政策”据认为是加了前提的，就是要“对美国有利”，这就是所谓“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和接触。虽然和特朗普蛮不讲理的“美国第一”有所区别，但本质上还是一种霸凌逻辑。在这个前提之下，布林肯等美国高官几次表态，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局面，责任不完全在美方，甚至要求中方先“纠错”。这就是给改善中美关系设下了“路障”。

世人皆知，特朗普、蓬佩奥执政的后半段已经走到了全面反华的极限，“经济脱钩”“政治反共”“军事围堵”“抛弃一中”等等无底线的强硬政策，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悬崖边缘。中方采取极大的克制，全力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新冷战”的不归路。无论从哪方面说，美方都是造成中美关系跌到谷底的主要责任方。

坦率地说，我们理解拜登政府改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特朗普遗产”的破坏性影响深广，积重难返；美国国内疫情和经济状况亟待扭转，任务艰难；国会反华势力依然“顶牛”，国内政治气氛消极怪戾。在此环境下，拜登政府要在短期内纠正上届政府的强硬反华政策，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民主党内某些派别向中国“兴师问罪”的理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会是饮鸩止渴的做法，对民主党摆脱困境毫无助益。

中美双方目前要做“止损止跌”的事情。民主党惯以“人权、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旗帜，部分政客还会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甚至用“保卫台湾民主”作为外衣来支持“台独”。中方强调国家核心利益的红线，这是绝无任何退让余地的。如果这时候美方还在推卸甚至转嫁责任，对中美“2+2”高层战略对话必然于事无补。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排除旧的障碍，防止产生新的障碍。

第三，这次中美“2+2”对话应着眼于扩大合作面。布林肯国务卿最近说，中美关系有竞争，有对抗，也有合作，有什么就做什么。这显然比蓬佩奥只要对抗、拒绝合作的一叶障目要清醒得多。问题是合作什么，怎样合作？中方认为，中美在气候治理、新冠疫情防控和危机管控（包括军控）等三大领域存在着合作空间及合作的必要性，美方对此也有正面的回应，例如气候治理领域双方专家组的对话已经相当深入，疫情防控专家也在探讨合作的路径。现在要把专家层面的共识上升为两国外交的协作机制，这就是“2+2”对话可能出现的亮点。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合作点并不是只有这三个领域。我们可以设想，中美共同在第三方推动新冠疫情防控，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联合国体系内共同创制气候治理的规则等等，双边合作还可以扩大为多边以至全球合作。只要中美两国在这三个领域先合作起来，在其他领域排除干扰因素、避免摩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就可以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下一阶段发展积累积极因素，逐步建立新的互信。

中美两国体量大、责任大，挑战也大，机遇更大。两国外交高层“2+2”对话很可能是一个新起点，或者说是一个转折点。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往往是光明的。

本文2021年3月16日首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