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副教授

1979年2月2日，应邀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

2021年正值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中美关系“破冰”进程50周年，拜登政府上台后能否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积极的转机，备受关注。

要把握好未来的积极可能性，需要从过去50年乃至178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中吸取养分。特别是基于过去四年两国关系所遭受的各种破坏，一些中美互动中所独有的、凝聚着两国决策者与人民智慧的历史经验可谓弥足珍贵，如今更具现实价值。

1971年4月15日，中国运动员杨瑞华和美国运动员迪克·迈尔斯在友谊比赛前握手。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隔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美国。“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图/新华

其一，中美关系是以民间的交流与互动为依托的。1784年8月，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经历了六个月的海上历险驶入珠江、抵达中国，开启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随后，随着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纷至沓来，两国关系开启了非官方的民间交往的第一个60年。换言之，在中美交往历史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当中，两国民众层面的彼此好奇、相互需要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好感构成了将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的关键支撑。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美互动，也是从民间的“乒乓外交”起步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中美陷入低谷之后，民间交往乃至友好城市交往在90年代初的快速复苏也推动了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两国人文社会层面的互利互鉴的民间交往应该更为广泛而深入地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厚植民意基础，稳定两国关系。

其二，中美关系不应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诚然，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截然不同，而这是基于两国的不同历史路径与现实国情，两国人民各自作出的选择。虽然存在差异，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对美态度并不是完全由意识形态驱动的。1943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圣地延安接待了美国陆军观察团，以冷静、务实、开放的战略考量开启了与美方的最初接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度从国家利益与安全出发选择了“一边倒”，但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过程则完全是超越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务实转向。中美建交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也在战后各种多边合作框架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过自身的改革与拼搏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

现如今，更加自信的中国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其中也包括了各国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相互借鉴。所谓“中国方案”并不是旨在取代其他国家自身选择的“方案”，而是更为强调相互尊重各自选择、强调多样性的“世界方案”。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双方更应强调互利共赢的务实交往，努力做到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非执念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与对抗性。

1901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中）与西学副教习在住所合影。1850年，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开始学习中文。由于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曾在中国担任多个官职，包括为蒲安臣担任口译，在清廷与欧洲产生纠纷期间担任国际法顾问。1869年至1895年期间，担任京师同文馆 （清政府培养西方语言人才的洋务学堂，于1902年并入北京大学）总教习。图/FOTOE

其三，中美关系需要双方保持对话与沟通。两个各具独特性的大国之间如果无法保持沟通，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在各领域、多议题上的密切对话与沟通，至少有助于减少两国误判与互疑的增加，有效框定关系、及时管控分歧。1955年到1970年前后，正是两国最为隔绝的一个历史阶段，但中美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136轮大使级会谈。会谈除了解决两国民众层面往来问题之外，最大的效用就是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形下保持了必要的沟通与接触，为未来的可能性留有余地。近年来，保持了八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开启的四个高级别对话乃至2018年之后的经贸高级别磋商，都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中美关系，至少取得了止损的效果。沿着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恢复并保持针对性强、专业度高、重在解决问题与落实共识的高级别对话，对当今的中美两国而言可谓迫在眉睫。

修复并夯实民意基础、推进符合国家利益的务实互动、保持各领域有效的对话与沟通，这些从中美关系史中走来的经验，在过去四年中却步履维艰，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倒退。如今，这些经验如果可以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再次回到两国互动的正常议程之中，必然有助于改善两国目前所面对的共同困境，从而作出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国际期待、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文章发于2021年1月18日总第981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