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吉社：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执政后调整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框架，用战略竞争取代对华接触与中美合作。美国宣称作出这种调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没有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从2017年到2019年，经贸争端及其解决之道是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态因素并不突出。

2020年5月以来，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其外交安全团队发表系列演讲，采取系列政策，激烈攻击并定向瞄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试图将中美战略竞争塑造为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这是无须质疑、不用回避的客观现实，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内容需要回归历史背景。鸦片战争让中国先后丧失了器物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信心，此后的180年是中国通过各种尝试与探索寻回器物和精神自信的历程，包括向日本、欧洲、苏联和美国学习。这些探索让中国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找回了器物层面的自信。

对中国而言，过去二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一个西方话语和制度去魅的过程。一些国家以种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对其他国家发起侵略战争、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失能和失灵，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并不值得中国学习效仿。

2019年11月22日，由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重庆图书馆共同举办的《继往开来：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在重庆图书馆开幕。展览共展出照片37幅，拍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记录了从1979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时刻。图/中新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一方面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持稳定，中国无须“拷贝”他国模式同样可以实现繁荣富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适合中国人民的制度。中国现在要寻回精神层面的信心，摆脱历史的沉重枷锁，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行得通，而且可以走得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自信。

中国拥有意识形态自信，愿意与世界各国、各政党进行对话，但这既不表示中国会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更不意味着中国将与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竞争。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对于近期美国部分政客试图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化的言论，中国外交高层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中均强调，中美虽然制度不同，但应相互尊重；“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近期特朗普政府高官有关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的言论充满了偏见和焦虑。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甚至摩擦，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对话或谈判解决。如果将中美所有的分歧都视为意识形态之争，中美将面临零和博弈，分歧将无从解决，这不仅不利于中美任何一方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基本现实。

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不同，美国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处理双边关系。外部力量以前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以后也不可能，中国更不可能在此种外部压力下妥协。能否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而且将塑造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

对中美两国而言，和平共存而非意识形态之争，才是唯一的正确选项。

本文2021年1月18日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