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1日，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达巍，在直播中分享了他对“历史关口再思中美关系”的深度思考。
直播摘要：
1.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至于要拿什么战略取代接触战略呢？到今天为止，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力、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
3.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趋势，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可能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恐怕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一、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口？
一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国际秩序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恐怕是百年一遇的国际大环境变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以后在逐渐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正身处这样的变局当中。二是中国自身也在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进入了新时代。三是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类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可能会引起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科技发展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四是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在非常短时间内，非常戏剧化地推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变化，外部世界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几个月里，从1月份到现在像坐过山车一样，疫情的变化导致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影响可能会非常深远。在这样的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需要我们特别谨慎，特别有战略性地思考这个问题。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战略的终结
（一）第一个阶段，1949-1972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遏制战略。“遏制”是个专有名词，英语叫Containment，并不是随随便便表达负面的看法就叫遏制。什么是“遏制战略”呢？举例，我这个手上有瓶矿泉水，这个瓶子是个容器“Container”，对瓶子里的水就构成一种遏制的关系。“遏制”是二战结束，冷战刚开始时，美国对苏联、东欧，后来对新中国实行的战略。
美国1949-1972年对中国实行的就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最基本的表现是，比如瓶子和水之间是没有来往的，是两个完全不接触的物体，这是遏制。建国之初，中美之间没有来往，我们打了一场半战争，朝鲜战争是一场，越南是半场。我们和美国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贸易，也没有人员来往。政治上，美国不承认新中国，这都是遏制。
（二）第二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美国对华大致实行的是军事战略。中美苏大三角，这是冷战的需要，今天不准备多讲。
（三）第三阶段，我想讲的更重要的战略是“接触”战略。197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变成了所谓“接触”战略。从1979年开始，美国至少对中国实行了大概40年的以接触为主轴的对华战略。接触战略，英语叫Engagement。Engagement并不是接触，而是拉住这样的感觉。比如两个人Engage，Engagement是订婚，青年男女第一次见面，看个电影，吃个饭，这是头一次见面。等到Engagement两个人已经深度交融，订婚了，这是一种深度结合的关系。如果你让我今天来翻译，我会Engagement叫“咬合”，像两个齿轮互相地咬住，一个齿轮带着另外一个齿轮，大齿轮带着小齿轮，这就叫接触战略。
（四）1978年以后中美形成的“接触-融入”战略默契。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是什么意思呢？1978年以后，美国希望通过和中国的交往拉住中国，目标是把中国拉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里。美国想通过这个行为，来获取它的利益，兼有经济和战略利益。同时美国希望把中国拉进来以后，来塑造你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或终极目标。所以，1.通过交往来拉住中国；2.这个方向是要把中国拉到他主导的国际体系里去；3.实现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所谓的1978年以后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这个接触战略既有积极成分也有消极成分。积极成分是拉住中国，不是对抗的姿态，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里，通过深度参与国际体系，中国能实现我们的发展，这就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什么呢？美国把中国拉进来不是学雷锋做好事，美国并不是来帮助你的，美国有他自己的目的，是要实现他的利益，同时要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说，美国老想影响我们，改变中国。所以，接触战略不是简单的纯正面的东西，当然，它也不是纯负面的东西，是复杂的概念。
1978年以后，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地对美国的战略，就是我们想“融入”，简单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和美国交往来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大概也是“三段论”：1.拉住美国，融入到体系里；2.要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3.保持自己的特色。所以，1978年以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把它叫做“战略默契”，这只是个默契，并没有成文的说法。
中国和美国在战略方向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美国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也想融进去，这是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中国会不会变，美国认为只要把中国拉进来，中国就会变。中国觉得我（被）拉进去了，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我不会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当然，后来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中美在过去经历了历次波折以后，又比较快地回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战略默契在发挥作用，就是这个战略默契没被打破，这种情况下，中美就能够克服危机。我想说的是，今天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多的困难，和这个战略默契已经没有了有重大的关系，这就是接触战略的终结之后出现的问题。
（五）美国的对华战略辩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多次有关对华战略的辩论。比较明显的有两次：一次是在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0年，那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辩论，大概它的核心就是，当时一开始说中国是不是变得傲慢了的“中国傲慢论”；后来就说中国变得强硬了的“中国强硬论”。更大的一场辩论是发生在2015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总统前面一年，那一场大辩论也是为了适应未来的总统大选预热。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这场辩论至少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大的辩论，所有的中国通都卷入到这场辩论里，这场辩论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美国人逐渐地感觉，中国好像把“糖衣”留下来，“炮弹”还回去了；美国人以为，把中国拉入体系中国就会变，美国发现，中国是进来了，中国是发展了，中国也变了，中国有很多东西变了，并不是中国在过去40年没有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美国国内的看法是，你的变化好像不够大，而且他发现最近这些年，你们的变化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时候美国就会觉得，我的接触战略完全失败了。至于要拿什么战略取代接触战略呢？到今天为止，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美国接触战略终结的一个很大的背景。
（六）中国国内对美国看法的逐渐演变。一是美国的重要性在改变。从中国国内来看，美国仍然很重要，但今天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相比过去而言，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二是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在复杂化，美国过去在中国有一点点被神话，这个神话破灭了。过去很多人觉得美国国内治理不错。但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美国国内好像也有问题，特别是疫情以来，美国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看法在趋于复杂化，有朝着负面变化的趋势。这过去40年里，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终结了。
三、中美关系能不能超越国内体制的差异？
（一）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我前面说接触和融入，这个战略共识形成以后，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其中一个除了现在的困难以外，上次最大的问题是1989年之后，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导致美国对中国制裁，中美关系经历了很严峻的挑战，高层往来全部都中止了。今天倒回去看历史，美国对中国执行了制裁，但是实际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是邓小平同志和美国布什总统都对中美关系留了一定的余地，中美关系当时虽然受到重创，但没有掉到谷底。
而且在1989年7月份，美国老布什就派密使到中国访问，1989年12月10日第二次又到中国访问。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两位美国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伊德尔博格，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关系上最重要的讲话，在《邓选》三卷里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标题就叫《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那篇文章的标题。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就说，“中美关系经历过风风雨雨，起起伏伏，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句话我认为是小平同志在中美关系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二）中国在中美关系演进当中的主动性。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综合国力来说是美强我弱，我们相对美国要弱一些，但1978年或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或1989年，这两个关键时刻，都是中国在发挥着主动的作用，中国在牵引，美国人一开始没懂，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中国有中国的考虑，美国一开始不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多么得重大。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去年看过美国以前驻华公使傅立民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说当时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认识，不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很严肃，还是从平衡苏联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认为中国的作用主要是平衡苏联。后来说他到北京出差，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马路上看到个体户在卖面条，他当时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一场革命”，回去以后就开始跟他国务院的同事讲，中国改革开放是多么严肃，多么重大的一个事情。一开始他的同事还是不同意，一直到1981-1982年，美国国内才逐渐认识到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造成1978年、1979年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回望历史，现在中美关系再次面对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再次面对非常困难的局面，在这个时候，中国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的能力，更有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坦白地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
（三）近年来中美内部差异的扩大。从国家发展方向，内政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差异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之一。最近十年，我们一整套国家治理的方案或国家治理的体系越来越成熟了。而美国觉得这一套体系和他差别还挺大的，包括政治上，他期待中国的变化当然落空了，而且他看到中国在加强党的领导，他觉得这不能接受。此外还有经济上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今天我们在网上交流，广大的网友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感觉，中美这两年彼此之间，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感觉彼此的差别或鸿沟变得越来越大了，两国老百姓都出现了对对方国家和民众的反感情绪。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之变
二十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发展与扩展。中央的判断是，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我个人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是虚指，也可以是实指。稍微回顾一点历史，我说“百年”，百年有个时间点，1919年1月，整整101年以前，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美国已经加入了一战，而且一战天平已经向美国这边去倒了，威尔逊就开始提出来他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在那一年他做了一个演讲叫“14点计划”，对未来世界秩序有14点内容，里面有一些后世今天看起来都很熟悉的内容，比如“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裁军”“殖民地自决”“建立多边国际组织”等等这样一系列努力。威尔逊当年提出来这个想法之后没能实现，欧洲人觉得美国人太天真，没有把威尔逊的东西实现，最后失败了。
到二战后期，罗斯福开始考虑把它付诸实现。罗斯福构建二战以后的秩序，很大程度上包括了威尔逊“14点计划”里的核心想法。当然，罗斯福、威尔逊都想建立覆盖全球的，但杜鲁门当总统以后，很快冷战爆发了，世界变成了两套体系，原来想搞个全世界的，结果美国领导一个体系，苏联领导一个体系，世界变成两套体系。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在苏联那套体系里，美国把他那套体系就叫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简单来说，中苏交恶，中国从苏联体系里出来了，60年代我们同时两个拳头打人，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做斗争，当然国际处境也是挺困难的，我们是在两个体系之外的。
1972年以后尤其80年代以后，从西方视角来看，中国逐渐在向美国那个体系靠拢的，他的这套体系扩大了，中国进来了。到1989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全部进入到这套体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套国际秩序变成全球性的秩序，这是冷战结束以后。冷战结束以后，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美国有个政治学家福山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说人类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人类历史已经统一在这样一套秩序之下，政治上要实行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当然，我们今天来看福山的观点，当然太简单化了，但是这个理论对当时是有解释力的，在美国、全世界当时都很有市场。那个时期，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达了顶点。我们看中美关系在1978年以后向好发展与这套秩序的扩展是直接相关的。
过去十年，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再到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我们会看到整个这套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遇到了很多的质疑。简单地说，它至少遇到了来自西方之外和西方之内两种力量的挑战。
在西方之外，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和西方世界是感到比较焦虑的。在西方内部，2017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到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谁呢？其实来自于美国自己。我们知道，特朗普上来干了很多事情，成了一个最大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者。这是全球过去100年以来，西方这套制度在开始形成、扩展，到全球性的秩序到达顶峰后，遭到了自己内外的挑战，收缩、瓦解。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境地里，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
五、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还是压制？
（一）特朗普当局对中国战略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2017年12月份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政府各种战略体系里最高的，其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文件都要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一份报告里，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实力的认定，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文件里白纸黑字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英语叫“Strategic Competitor”，原来小布什在竞选时口头上讲过，但没有落到白纸黑字上，小布什就任以后没有再说过了。特朗普政府是第一次落到白纸黑字，把中国看成“战略竞争者”。回想一下“接触战略”，美国看中国认为，中国是需要拉进来的对象，整体上还是合作的，尽管他想改变你，塑造你，改造你，但整体是要拉你进来。今天他觉得不对了，我不能再搞这种接触战略了，所以，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是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性。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明确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样定位的变化就导致过去从2018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2018年、2019年两整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这些政策，对中国的打压，可能最突出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贸易战”，这是明显的例子。
达巍教授
（二）关于中美脱钩的可能性。
我们当然希望他不要去脱钩，挂住他；当美国想脱钩，我偏偏要挂钩，所以，有的人说叫“缠斗”、“搂抱”，就是你想脱钩我还不想跟你脱钩，希望能够让中美的连接更加得紧密，至少要维持，不让他脱钩那么快。
但是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不喜欢脱钩，但是中美的脱钩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中美两个国家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下，有一定程度的脱钩，我有时候把它叫“排异反应”，这种排异的情况也是难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什么领域脱钩，应该怎么样脱钩？或者有节制，有控制的脱钩？
前两年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美国有一些专家开玩笑，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中美关系很难再好得了了，只有一种可能性能让中美关系好起来——外星人入侵地球，中美会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当然就会携手应对敌人。当时我们都把这个当笑话听，现在来看，“外星人”早就来了，今年1月份“外星人”来了，这个外星人就是新冠病毒，这是非人类的东西，对所有国家构成共同的威胁。本来这是中美携手来应对的很好的机会，但很遗憾，由于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经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由于这样的情况，导致中美快速地下行。
美国特朗普政府里很多人把新疫情看成了美国的战略机遇，它是个削弱中国的战略机遇。一开始中国有疫情，美国疫情不严重或没有疫情时，美国有些人觉得，包括商务部长罗斯说这是美国企业搬回美国的契机。后来等到美国疫情严重了，美国开始甩锅，包括开始指责中国、污名化中国，他把这个看作是在世界上孤立中国，污名化中国的很好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的变化，第一是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府的污名化非常得严重，美国对中国实际上发动的是舆论战；第二给中美两国经济脱钩进一步提供了动能，这次也发现了，美国这次口罩也生产不了，呼吸机也生产不了，一些最基础的药物都要从中国进口。出现了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美国至少要把医疗器械、医药行业搬回美国的声音越来越高了，包括其他行业也有，说产业链要做调整，这样的声音出现很多。
我的看法是，短期看，有些产业比如医疗器械、医药可能会有调整，但毕竟企业是要看利润的，是要看效益的，要看钱的，你说把它搬回美国去，谁给他出钱？现在因为新冠疫情，一些企业已经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你再让他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说说容易，搬起来难。因此短期内产业链发生重大的调整的可能性不高。长远来说可能是一个趋势，近中期内我认为是不会的。
六、中国对美战略再思考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应该怎么样，我今天可能讲美国对华战略多一些，没有太讲中国对美战略。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可能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恐怕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第一，怎么看未来30年国际环境？现在是2020年，再过30年是2050年，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节点，在这30年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样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它的性质会不会允许中国和平发展和和平超越？中国是不是可以通过和平的办法发展起来，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治理最良好的国家？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允许，我们没办法发展起来，必须采取另起炉灶甚至非和平的方式，对这个体系的性质我们做出什么判断。我不想拿出答案，希望各位朋友自己考虑。
第二，我们怎么判断未来30年，中美两国国力的消长在全世界各国当中的地位？中国是在快速发展当中，而且我也相信中美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小。但我不知道，在这30年里，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在哪些领域能超过美国？在哪些领域不能超过美国。另一方面，美国有没有在绝对地衰落、相对地衰落，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讨论的也是很多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三，美国的对华战略会怎么变，会怎么调？美国对华战略，我认为，他目前说的竞争是比较模糊的，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我认为压制不能叫竞争，最起码这是一个恶性的竞争。但美国国内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比如民主党的看法和共和党的看法其实不太一样的，11月份选举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有人说拜登上台会怎么样，民主党上台会怎么样。我大致的想法，民主党上台还会竞争？竞争是一定的，但竞争形式会不同。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的竞争处在可控的，良性的竞争里，竞争得好，中国和美国都发展得好，那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美国下一步对华战略有什么变化。
第四，对于中国未来30年来而言，美国到底还重要不重要，这需要考虑。
本文2020年5月17日首发于人大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