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资深编辑

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当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之所以被铭记史册，为中国学界熟知和尊敬，不仅是因为他在实务操作中体现的战略思维，更是因为他曾在最危险时刻参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艰难对话。2020年8月7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去世。消息传到中国，给弥漫在战略界的忧虑和伤感氛围增添了一丝凝重。

钱其琛的《外交十记》记录了1989年的接触：“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派来了密使。”

“秘使外交”是在老布什总统主动致密函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并得到邓复函之后开启的。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老布什的特使，以在困难中维护中美关系为使命，于1989年7月秘密访华，把邓小平提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带回华盛顿。

此后半年，老布什三次致函邓小平，邓小平两次复函，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做更深层次的沟通，商定争取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轨道而不是倒退。那一年12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再次访华，探寻恢复两国关系的“路线图”。

进入1990年，东欧剧变削弱了老布什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主动性，但随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凸显了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合作的重要意义，两国外长经多轮会晤，“路线图”步入实施阶段，美国对华制裁开始松动，中国重启融入世界的进程。

这是中美建交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危机解套”。在与老布什合著的回忆录《重组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对那段历史也有详细记述，其中专辟一章并以“解套”为题。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增进了双方对对方动机的信任度，即使在如何行动的问题上并不一致。他也写道，双方都拥有信念，“路线图”才得以被成功实践，没有这样的信念，即便最严谨设计的对等步骤也难以付诸实施。

当年老布什是带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和对中美合作有利于世界的信念推动改善对华关系的，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国内政治压力。在与中方达成一系列谅解后，老布什否决了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佩洛西法案”。这一否决又被众院否决，之后老布什在白宫和国会山之间进行了艰难的协调，才使总统否决在参院再次投票中幸存。难以想象，如果当时总统否决再次被国会推翻，历史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

中美关系并不缺少危机的“尖峰时刻”——31年前、21年前、19年前都曾有过，但最终都通过双方基于对共同利益深刻认知的沟通化解掉了。然而，目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的危机是弥漫式的，其尖锐度虽尚不及过去几次，但广度和深度却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斯考克罗夫特去世前一天和后一天，特朗普签署两道总统行政令，对中国的Tiktok和腾讯公司实施交易限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涉港官员实施制裁。中美关系的危机正大踏步向资本市场和网络空间深入，“大脱钩”明显加快。

严格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中美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用“大国关系危机”来界定的下坠，管理的必要性和难度远超以往。然而在此过程中，双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失灵现象。

过去几个月，中美之间的官方高层沟通实际停摆，政策信息交换主要靠隔空喊话进行，很多尖锐的言辞和坊间的舆论缺乏当面的解释，在猜测和臆断中不断发酵，加剧了误判的危险。

把控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方向的右翼势力不具备动力、诚意推动沟通，更不具备维系中美关系的信念，指导他们的唯一理念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丛林法则化的政策取向。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给予两国关系一定喘息空间的基本条件，国会成为反华遏华政策的最大“工具箱”，正在进行的大选更为对华强硬政策的极端化操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与此同时，代际更迭将一些少壮派推上美国对华操作的前台，他们热衷于剑走偏锋，缺乏专业的历练和历史知识的积淀，也对战略和政策性的对话缺乏耐心，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大于建设性。

显而易见，“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的危机沟通无法在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被复制。但对中方而言，随波逐流地放弃沟通努力将是不理智的。中美关系越是向下沉沦，中国越需要在其运作中重新唤起沟通的力量，一手抗争、一手对话。

有人说，美国已经决定全力打压中国，沟通是浪费时间。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诚然，美国国内已就加强应对中国崛起形成了新的跨党派共识，压制中国对美竞争力的过快增长是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方向，但在具体实施策略上仍有很大内部分歧，民主党主张同中国有限接触、有限合作。即便在共和党内部，大量专业人员也对白宫的极端作法持保留态度。

且不论中美之间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尚有深度利益纠缠，即便当年美苏相互高度隔绝、各率一个阵营进行冷战对峙，两超之间也是有庞杂、系统和高度专业化的沟通机制并且坚持运作的。

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危机，我们为何需要坚持沟通？在笔者看来，目的是要在复杂性、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并为将来中美关系仍有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一点空间，以便在条件重新具备时将其引导回基本稳定和建设性协调的状态。

不得不说，沟通是对美斗争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方的斗争是为了制约美方破坏两国关系的偏激做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大局，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保持沟通则是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冲突，避免合作彻底破局。

我们需要和谁沟通？在美国，仍有大量的知识精英和社会民众关心中美关系，认同中美合作对两国和全球的意义，希望它不要继续坏下去。这些人既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军方内部的专业派、理性派，地方州县一级的务实派，更包括美国人民，他们都是沟通的对象。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7月发表的讲话里提出了年内首次访华的意向，随后中美两国防长通了电话，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了双方高层之间的沟通意愿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需要沟通什么？第一是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这是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永恒首要命题，即便是各说各话，也有助于加深了解，拓展视野，丰富做判断的基础。第二是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敌国关系，也需要有明确的逻辑边界和行为底线。在这方面，当前十分紧迫的是明确相互尊重政治制度、互不干涉内政、不把意识形态之争上升为中美核心矛盾和两国竞争基本面的基本准则。这似乎是当前中方在对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第三是危机控制和风险管理，这既涉及战略和政治意图，也涉及覆盖面甚广、专业性很强的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机制建设。这是当前美方在对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在这方面，中方也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学习。第四是即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也可以保留的合作方向。

我们应该怎样沟通？这涉及对两国间残存、瘫痪的沟通机制的梳理、激活、改进和完善。事实上，在中美之间，包括防疫和医疗在内，许多领域性、专业级、工作层的沟通交流机制仍在不受政治干扰地默默运转，它们理应得到支持。这也涉及风格的调整，多一些坦率，少一些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以便赋予沟通更多实质内涵。此外还涉及渠道的拓宽，应该主动创造条件，鼓励不同界别的人士各显其能，线上线下多走出去，多元沟通，这才符合中美两国都是多元社会的客观条件，才能真正起到“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效果。

“至少留一扇门”，这是斯考克罗夫特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面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写下的话，也是邓小平和老布什在当时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的共同期许。邓小平在1989年11月15日写给老布什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

富有政治智慧和开放精神的那一代人，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实现了极难条件下的解套。在他们看来，沟通不是实利主义的工具，而是信念的载体。

本文2020年8月5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