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晶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来自中美两国的两位专家分析了美国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及其背后的原因，以及更广泛的科技脱钩对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针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和微信采取的措施意味着什么？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吗？
乔恩·贝特曼：这些举措显然很重要，但在实施之前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评估。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技术和公司采取许多影响广泛、引人注目的措施，但却一再推迟执行，同时又宣示了各种免责和豁免。这一策略旨在对中国（和美国公司）施加影响并获得政治优势。特朗普政府没有明确的战略，这意味着最终的裁定可能宽泛也可能狭隘，许多利益相关方已经在寻求对此施加影响力。
如若生效，这一禁令将是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技术脱钩方面采取的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举措。与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相比，TikTok和微信并无不同，它们只是更受欢迎。因此，禁止使用TikTok和微信，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应用程序在美国境内的零容忍态度。相关行政命令确实将此问题定义为“由中国公司开发和所有的移动应用程序在美国的普及”——这不仅仅只是针对TikTok和微信。
中国在美国应用程序市场的存在有限，但禁令所展示出的逻辑却远远超出应用程序本身。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也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向中国公司（进而向中国政府）公开，这些信息包括消费者购买记录、金融交易、国际旅行或数据中间商和外国中介。真正的零容忍政策将导致严重的技术和经济分裂，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似乎支持这一政策。
吕晶华：继针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之后，特朗普政府最近针对TikTok和微信采取了行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关切。在短期内，中国肯定会遭遇与美国的技术纷争。中国公司将失去海外市场，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将失去技术研发的关键要素。
但是，美国政府的决定也将严重损害美国公司。例如，有一项针对中国手机用户的调查，询问他们是选择无法使用微信的苹果手机还是选择可以使用微信的其他类型手机，受访者“以20比1的比例”投票支持保留微信并使用其他手机。更重要的是，此类禁令将迫使中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信息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部件，并鼓励其公司专注于国内市场，从而激励中国变得独立自主，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中国在这一领域很可能会更加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社会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提出批评。
各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应该有哪些国家安全关切？
乔恩·贝特曼：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已数字化，这意味着各国需要重新思考几乎国家安全的所有方面。但是，各国对于特定的数字威胁和机遇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来确保自身利益。
这些差异从各国在这方面的措辞中可见一斑。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上重点关注网络安全或防止计算机网络遭受黑客攻击。这些国家的主要关切是网络基础设施本身的完整性，而不是网络影响的人类思想和关系。这种优先级划分意味着要应对三个关键问题：对数据保密性的威胁（例如盗窃机密信息），对数据完整性的威胁（例如操纵财务记录）以及对数据可用性的威胁（例如有可能摧毁重要基础设施，对电网发起网络攻击使其无法正常运作等）。
专制政权更倾向用信息安全这一更广义的术语。它不仅涵盖黑客威胁，还包括防范信息和思想无限制传播，后者可能会破坏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一点的强调意味着政府应该在监测和控制线上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阻碍了全球和双边网络外交。
但是，随着科技和政治的发展演变，传统的区分线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所谓的伊斯兰国构建“虚拟哈里发国”和俄罗斯干预大选等威胁的出现，民主社会最近变得更加关注控制线上的信息流。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更广泛的框架来看互联网——将其视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舞台，全球力量和主权正受到威胁。这两个转变有助于解释美国针对TikTok和微信所采取的行动。
吕晶华：网络安全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几乎与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因此，有些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所有网络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将所有网络安全关切都安全议程化对国家利益而言弊大于利。实际上，只有部分与信通技术相关的网络问题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第一个重要的网络问题是一国由信通技术驱动的关键基础设施，即依赖信通技术高效运行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正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所阐述的，大多数国家认为有必要保护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对其安全性的评估主要考察三个要素：信通技术系统及其关键组件的可靠性，国家检测和识别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风险的能力，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复原力（例如从破坏性事件中恢复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含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信息的数据的保密性（C）、完整性（I）和可用性（A）。这种所谓的“CIA三要素”可以确保各国能够有效地保护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必要时可以让合法用户访问信息，并确保其他未经授权的行为方无法访问。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国家抵制网络恐怖主义、防止网络武器扩散、处理网络危机以及获得和维持网络空间军事优势的能力。
各国可以如何应对跨境信通技术威胁？
乔恩·贝特曼：网络和信息威胁特别难对付。与物理世界相比，互联网使更多的行为者能够跨越更远的距离，在更高的量级上进行更快的互动。国家的应对方法一般有两种：积极对抗威胁和加强防御。
第一类积极抵制行动包括外交、威慑和破坏。外交手段已经促成了若干限制网络活动的国际协议 ，但这些协议仍然含糊不清，缺少执行力。威慑因此变得必要。大国还从未发动过它们能够实施的最具破坏性的网络和信息攻击，这一事实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制止严重的威胁行为。但另一方面，较低级别的敌对行为，例如日常数据泄露和假消息传播仍然普遍存在。尽管无法消除，但可以通过执法、有针对性的制裁和适当的网络反击来破坏这种日常威胁。
第二类防御措施涉及国内网络卫生（保护线上数据的习惯和做法）以及降低风险。监管、教育和信息共享是关键工具。尽管如此，就达到完全安全而言，互联网仍然过于庞大、分散和脆弱。因此，各国必须努力拥有复原力。此项工作需要采取备份计算机系统等战术措施，以及促进可信信息源等机制方面的努力。使社会做好应对破坏性事件的准备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持续挑战。
这两项措施的局限性重新燃起了各相关方塑造互联网和其他数字服务架构的兴趣。美国和中国都寻求加强对技术供应链的控制，并对国际标准的制定施加更大影响。通过在基本实体和技术层面上构造数字系统，美中两国均希望获得与竞争国家相比更持久的结构优势并抵御威胁。
吕晶华：网络空间没有物理边界，因此各国应结合国内措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应对网络威胁。在国内层面，各国必须扭转其现行的将所有网络关切安全议程化的政策。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来确认哪些国家核心安全利益最容易遭受网络攻击。另一方面，在信通技术所造成的威胁对国家核心安全利益而言不甚重要的其他领域，相较于试图彻底消除网络攻击，加强恶意软件检测和预防以及提升网络复原力更加可行，并且更具成本效益，因为不存在可以完全消除所有恶意网络活动的完美环境。
在全球舞台上，国际社会必须共享信息以提高对形势的认识，并交流最佳解决方法，以提高国家行为体的整体防御能力。此外，还有必要继续努力制订规范，减少国家间的猜疑，避免网络危机不必要的升级。尽管大国竞争日益盛行，但各国仍然有可能建立互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从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中获益，攻击的影响也总是会超出其预期目标。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本身甚至可能因自身行动而受到不利影响。
美中高科技争端更广泛的影响是什么？
吕晶华：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针对华为以及当前针对TikTok和微信的争论在受到日益恶化的美中双边关系影响的同时，也对双边关系产生了影响。目前，大多数中国专家都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最终旨在抑制中国崛起，西方社会永远不会欢迎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因此，随着基本信任的削弱以及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回撤，当前双边关系的直线下滑速度将会加快。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当前网络空间的紧张态势日益扩大，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清洁网络”政策 ，此举不仅扼杀了为解决各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还将使互联网更加分裂。出于政治关切而非技术考虑做出的决定将严重威胁互联网的持续发展。
乔恩·贝特曼：TikTok和微信只是一个大而复杂的故事的最新篇章。自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担忧，特别是对中国技术的担忧日益增加。特朗普政府已大幅加强和扩大努力，减少美国对中国技术的依赖，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资源的渠道且挫败中国的全球技术雄心。
但有些人所称的“技术脱钩”不仅是美国政府政策带来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限制美国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在华运营。其“防火长城”是数字主权的虚拟界碑。诸如“中国制造2025”等倡议的明确目标是促进技术独立自主。随着两国政府正采取行动确保其技术未来，私营公司正争先恐后地跑在新法规前面。这种状态已使伙伴关系变得冷淡，并使脱钩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我们需要聚焦的问题不再是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在技术上脱钩，而是两国将做到何种程度上、采取何种形式脱钩。美国目前缺乏明确的愿景或战略。它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例如针对TikTok、微信和华为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这些举措不会持续太久。在未来几年里，美国需要更好地确定可容忍和不可容忍的技术相关风险，还必须令人信服地吸引国际合作伙伴，做更多工作来激励美国创新。这些都是长期挑战，为此需要进行严肃的国家层面的讨论。
本文首发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