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月13—15日，笔者随傅莹大使率领的学者团赴德国参加了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与上一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在气氛上似乎更为平静，并未呈现出慕安会报告主题“在摧毁之下”（Under Destruction）所渲染的那种波涛汹涌。犹记得2025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伊始即抛出震撼性言论，当面斥责欧洲盟友与美国“价值背离”，对跨大西洋关系和美国盟友体系造成剧烈冲击。而今年，会议整体语调趋于克制，冲突性表达明显减少，许多议题被包裹在“延续性”和“共识性”的表述之中，美欧之间甚至表现得“温情脉脉”。然而，这种表象并不意味着风险消散，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国际秩序所承受的结构性压力并未减轻。
2026年2月13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开幕，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在致辞中表示，会议应扮演“自行车修理铺”角色，帮助修复大西洋信任链条。
从美欧分裂到盟友体系重塑
如果说去年美欧的“分手擂台”让舆论哗然，那么本届会议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征，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欧关系修复”，而是美国与多个盟友之间的系统性再协调。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不同场合反复释放的核心信号是：自己需要成为“更加称职、合格的美国盟友”。这种表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防务开支问题上主动对标美国的要求，重申提升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二是强调“在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之前，盟友必须首先具备自我防卫能力”。
美国盟友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方不确定性急剧升高情况下出于本能的自保行为。美国新政府带来的，并非简单的“退出同盟”或“抛弃盟友”，而是一种持续的战略不确定性：承诺是否可持续、成本是否被重新核算、政治意愿是否会发生突变，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盟友主动表现得“更有用”，既是对美国的回应，也是对未来风险的提前对冲，或者说一种基于风险感知的策略性靠拢，并未改变美国与盟友之间信任逐渐稀薄的趋势，双方对彼此内部政治变化的警惕也仍然存在。
可以看出，美国的谨慎姿态与盟友的高度焦虑之间形成巨大张力。美国国防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在与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的同台讨论中强调三点：政策的连续性、对同盟义务的制度性承诺，以及对大国关系稳定性的重视。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代表通过公开提问要求美国作出更加明确、可感知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某些具体情景下的行动意愿，也就是面对重大危机到底会不会出兵驰援？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困境”：大国出于稳定考量希望各方保持克制，而第三方因不确定性上升而愈发焦虑，反过来推动局势更加紧张，有意裹挟大国介入，国际权力结构转型期中极为常见的风险放大机制在发生作用。
“西方的分裂”是本届慕安会的专场讨论之一，将目光进一步投向西方社会内部的价值断裂，也即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之间的深层对立。一些与会者提出，与其围绕价值观分歧争论不休，不如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转而强化“西方共同文明体”的身份认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会议第二天发表的主旨演讲实际上也代表了这样的思维导向。有与会者将这一问题概括为“新时期的亨廷顿之问”——我们是谁？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强化共同身份应对外部意识形态竞争，通过“西方文明”上的勉力整合规避“价值”上的左右冲突。然而，这种策略本身也存在风险：对外强化对立，对内掩盖结构性矛盾，为将来的更深撕裂埋下伏笔。
实用主义的普遍回归
通过本届会议可以观察出一个重要动向：美国的欧洲和亚太盟友正通过主动的战略调整推动世界发生新变化。欧洲方向，多国在军队建设、武器采购、防务工业整合方面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在会上作出具体承诺。防务预算的迅速增长、军工产能的重启以及对战略自主——这种战略自主更多是减少对美依赖，尽量独自承担防务责任、决断安全反应并充当美国更合格助手——的重新讨论，正使欧洲在德法等关键国家的推动下具备成为多极化格局中关键一极的潜力。
亚太方向，日本的变化尤值警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双双出席本届慕安会，重点强调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所谓“联动性”，声称刚刚结束的大选授予高市早苗内阁“民意基础”，进一步展现出日本在战略上向西方靠拢的姿态，以及对军事束缚快速解绑和防卫政策趋向主动的重要转向。这可能会深刻重塑亚太安全架构，并给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氛围带来新的冲击。
最后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是：实用主义正在全面回归。这种回归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也不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而是横贯于大国与中等强国、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对大国而言，实用主义首先体现为对“可控性”和“可持续性”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对同盟政策、地区冲突，还是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定位，大国普遍弱化了对抗性语言，更加强调风险管理、成本收益和政策连续性。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战略竞争的消退，而是表明各方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过度情绪化和价值观先行的叙事已难支撑长期博弈的需要。
对于中等强国而言，实用主义更多表现为角色重塑和责任再分配。它们不再单纯以“被保护者”自居，而是主动强调自身在地区安全中的功能性价值，通过提高国防投入、承担更多安全责任，来换取更稳定的外部支持。这种做法既是对大国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对自身战略空间的现实计算。而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实用主义体现为更关注现实利益、发展空间和风险规避，而非被深度卷入大国竞争的对立。不管是在能源、安全还是发展议题上，全球南方更倾向于主动塑造灵活的平衡，而非单向依附。总体来看，这种实用主义的回归并非出于乐观，而恰恰源自对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认知，预示着一个更加碎片化、交易化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总体而言，今年的慕安会并未呈现出激烈的正面冲突，但反映出的结构性变化显得更为深刻：盟友体系面临重塑，多极化明显加速，稳定性反而更加削弱。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盖国际秩序正在经历的深层震荡，正因如此，这次会议的真正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说出口的焦虑、犹疑与结构性不安。
本文刊载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