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余翔博士曾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工作，是“国家青年拔尖人才”称号获得者，著有《后危机时代美欧经济观察》等书，前不久通过高层次学术人才引进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研领域为国际金融、中国经济金融、美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

2026年1月15日，《世界知识》对余翔进行了专访，话题围绕中美欧三方各自的经济形势及彼此互动展开。余翔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承受着放缓压力，但中美欧均保持着不同幅度的增长，发挥着基轴性的作用。三方经济关系的基本形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如果三方以各自根本利益为锚，把竞争纳入可管理的制度轨道，世界经济可实现温和增长；若三方关系在任何一边发生结构性断裂，外溢效应恐会通过金融定价、技术标准、贸易与供应链迅速传导和扩散，把可控摩擦放大为系统性波动。即便三方关系走向某种程度的疏离，经济全球化阶段性“分层”并呈现平行市场特征，彼此联系也很难被彻底割断，中美欧之间的市场合作仍将是关键且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学者余翔博士。

以下是这次访谈的实录：

《世界知识》：美国经济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余翔：客观而言，美国经济在高利率、地缘扰动与政策不确定性叠加之下表现出相当韧性，但这份“韧性”更像是一种“不失速”，而非“全面转强”。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把统计口径搞清楚：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增速的官方发布通常采用“季调后折年率”，这与我们习惯的“单季环比”不是一回事，传播过程中常被混用，导致观感差异很大。

从美国官方发布的季度节奏看，2025年一季度实际GDP折年率下降约0.2%，二季度上修后约为3.8%，三季度约为4.3%。这组数字足以支持“增长并未断崖式下行”的判断，但也容易让公众产生“经济很强劲”的直觉。如果进一步拆解增长结构就会发现，美国的增长动力并不均衡，消费仍是关键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重要赋能，企业投资、库存、外贸与财政变量的贡献则常在阶段性摆动。与此同时，利率高位对房地产、信用扩张、部分中小企业融资的约束并未消失，经济更像是在“高摩擦环境”里依靠少数强引擎维持前进。（编者注：美东时间2月20日，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2025年美国实际GDP较上年增长2.2%，低于2024年的2.8%。）

第二个必须观察的角度是劳动力市场。就业并未崩塌，但也没有“全面火热”。例如，ADP（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2026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2月美国私营部门就业增加约4.1万人，前值为减少约2.9万人，这反映出就业动能有所修复，但幅度偏温和。同样，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度”的JOLTS（美国劳工统计局月度劳动力市场报告）数据也显示出降温：2025年11月职位空缺约710万、雇佣约510万、雇佣率约3.2%，较前月均有所走弱。这些信息共同指向一个更为稳妥的阶段性结论：就业市场仍具韧性，但企业用工的“缺人感”和招工难度已不如前，增长基础更多体现为“放缓中的稳定”，而非“再加速”。

第三个维度是通胀与金融条件。2025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约2.7%，核心CPI同比约2.6%，仍高于2%的目标水平。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很难“彻底转松”：即便市场预期降息，美联储也必须更强调节奏与条件，金融环境难以回到疫情后那种“低折现率+低波动”状态。换句话说，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必须取消政策约束，现行的模式更像是在“通胀粘性未根除、利率仍偏高”的框架下，依靠结构优势与资产端效应维持韧性。

最后，我想把“宏观韧性”与“微观体感”之间的错位说得更直白一些：美国社会的分化结构使得“宏观不衰退”并不自动转化为“多数人的获得感改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美国GDP数据并不差、股市很强，但居民对生活成本、住房负担、就业稳定性的焦虑并未同步缓解。对外部观察者来说，理解美国经济必须同时承认两件事：它没有轻易衰退，但增长红利也更集中地流向资产端和少数高生产率部门。

世界知识：当下美国是否如一些人所说存在严重的“AI泡沫”？

余翔：“泡沫”是个情绪化的词，学术上更可取的做法是把它拆解为三个可检验的问题：第一，人工智能（AI）相关投资是否明显超出历史可比周期的宏观承受力；第二，估值是否系统性透支了远期现金流；第三，一旦金融条件变化，风险会以何种机制集中释放。

从第一点看，高盛研究部门在2025年10月所做“AI是否处于泡沫”研究指出，过去12个月美国AI投资占GDP比重仍低于1%，而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周期峰值为1.5%～2%。这意味着，就“宏观投资强度”而言，AI很热，但还未达到极端程度。与之相呼应的，是更为具体的“资本开支前瞻”。高盛在2025年12月的分析中提及，AI公司/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6年的相关投资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量级——不同统计口径会有差异，但核心判断是“高强度资本支出仍将延续”。也就是说，热度很高，但投资更多落在芯片、服务器、数据中心、电力与基础设施这类重资产环节，而不只是概念层的叙事。

从第二点看，风险更集中体现在定价结构上。一个典型信号是指数权重的集中度持续上升。以2025年为例，标普500前十大成分股的权重合计大致接近四成，指数表现对少数科技巨头的依赖明显增强。在这种结构下，市场往往会把AI可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与利润扩张提前计入估值。一旦出现三类扰动，定价修正就可能来得更快，也更集中：第一，盈利兑现慢于预期；第二，算力与电力等基础约束推高成本；第三，利率下降不及预期，折现率反而上行。也正因为此，所谓“AI泡沫”的讨论通常并不是在预测AI会失败，而是在担心资本市场对“成功”的预期计价过早、贴现过猛。

第三点是“泡沫如何释放”。我倾向于认为，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分层调整而非“一次性崩盘”：基础设施层（芯片、数据中心、电力）可能经历利润周期波动与供需再平衡；平台与应用层则更像竞争淘汰赛，最早的赢家未必笑到最后，商业模式与监管边界会决定利润最终归属。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更稳健的“中期逻辑”：高盛早在2023年的研究中就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在一个十年的跨度上抬升全球GDP水平（幅度可能高达约7%）并提升生产率。学术上我们当然可以对具体数字保持审慎，但它至少说明，AI不是短期题材，而是对应着一条可能改变生产函数的长期路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市场把长期命题用短期估值一次性“买完”。

所以我的结论是：AI热潮一定会有波动与阶段性回撤，但仅以“泡沫”一词概括并不精确。更好的表述应当是：AI仍处在产业化与基础设施铺设的早中期，资本开支与估值会周期性调整，风险主要来自“预期前置+指数集中+金融条件变化”。

世界知识：近年关于欧洲经济的负面评论很多，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余翔：欧洲的问题不是“崩溃”，而是“弱增长+高约束”。换言之，欧洲经济在2025年总体维持温和正增长，但复苏更依赖政策协调且结构压力仍大。

先看增长与通胀的“底盘”。欧盟委员会的预测曾指出：2025年欧盟GDP增长约1.4%、欧元区约1.3%（不同版本预测会有微调，但总体在1%以上）。这一水平当然不如美国，更不如中国，但对欧元区过去十年长期偏低的潜在增速而言，也非“断崖式恶化”，而更像是在经历多重冲击后守住了底线。（编者注：本次访谈结束后，欧盟统计局发布初步估算，2025年欧元区、欧盟经济分别增长1.5%、1.6%，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分别增长0.2%、0.7%、0.6%、0.3%。）

通胀方面，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25年12月通胀率约为1.9%，低于11月的2.1%，并一度回到或略低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这为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提供了空间，但欧洲的关键约束并不只是通胀这一个单一因素，而在于增长结构——制造业偏弱、企业投资谨慎、劳动力市场与生产率表现分化，德国这个“传统火车头”动能不足，使得欧洲复苏更加依赖财政与产业政策的协同，而欧洲恰恰在财政规则与成员国协调上受到多重约束。

此外，欧洲资本市场阶段性表现并不差，这提醒我们不能用“增长慢”简单推导出“资产必然弱”。欧洲资产修复背后的逻辑往往不是“高增长预期”，而是“估值相对便宜+利率路径变化+行业景气结构性受益（如能源、安全与部分工业链）”。换句话说，欧洲市场的韧性更多来自再定价与结构交易，而不是宏观高增速本身。

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欧洲经济的真实图景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底线仍在（维持温和增长）；第二，结构约束更重（能源、产业链、安全开支与财政协调）；第三，政策变量更关键（财政空间与产业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决定欧洲“弱修复”能走多远）。

世界知识：如何判断2026年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否存在较大衰退风险？

余翔：讨论2026年的世界经济，一个核心方法论是：不要先问“会不会衰退”，而要先问“谁的失速会导致系统性下行”。因为当下世界经济已经高度“板块化”，中美欧三大经济板块的体量与联动决定了全球的基础形态。

以预测机构的基准情景看，世界经济更像是“正在放缓但不至于同步衰退”。经合组织2025年9月的中期报告预测：全球GDP增速可能从2024年的3.3%放缓至2025年的3.2%、2026年的2.9%，并且特别强调“更高的关税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与贸易的抑制。这个判断的含义很明确：全球不是进入“无增长”，而是进入“增长更依赖稳定预期”的阶段。

从来源看，需要把衰退风险拆成两类：需求端衰退与金融条件触发的再定价。前者往往来自就业与收入的同步恶化，后者则来自资产价格快速调整引发信用收缩，美国目前就更敏感于第二类风险。

在实时监测工具上，美国市场常引用“萨姆法则”（Sahm Rule）作为衰退预警框架：当失业率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值相对过去12个月低点上升0.5个百分点及以上时，衰退风险显著上升。但更稳健的学术态度是：把它当作“风险信号”而非“命运宣判”。当劳动力市场降温、金融条件收紧与信心走弱叠加时，衰退概率会上升，政策与市场必须提前对冲。

欧洲在2026年的关键变量仍是财政与能源转型，如果财政协调更顺畅、投资更具持续性，存在温和改善空间，反之则可能延续弱增长。

中国更像是全球增长的“稳定锚”。过去一年中国GDP突破140万亿元，增长5.0%。只要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与开放预期，全球需求底盘就更稳，也更有利于缓冲外部冲击。

因此，我的判断是：2026年全球经济更可能处于“放缓但可管理”的基准情景，衰退风险并非主线，但“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条件—资产再定价”的链条仍可能在局部意义上阶段性地触发剧烈波动；只要中美欧三大板块、三大基轴不发生同步性衰退，全球出现系统性下行的概率就很小。

世界知识：随着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是否具备离得开美国的经济基础？

余翔：短中期内，欧洲很难“离开美国”。这不是因为政治意愿不足，而是结构性约束——欧洲的能源供给、金融体系、技术生态与安全框架在乌克兰、格陵兰危机后反而更深地与美国绑定在一起。

欧盟委员会相关材料显示，欧洲能源进口结构在乌克兰危机后发生重构：美国在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在一些统计口径中达到“过半”量级，而2021年的份额远低得多，仅占6%。同时，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占比大幅下降至个位数水平，这意味着欧洲短期内更难回到过去的低成本能源结构，转型的成本约束更强。能源不只是贸易问题，它直接影响工业成本、财政负担与社会承受能力，因此对欧洲“战略自主”形成硬约束。

再看数字与云生态，Synergy Research等机构的市场研究指出，AWS、微软、谷歌在欧洲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且份额呈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不只是“市场份额”，而是技术标准、开发者生态、数据合规与平台黏性的路径依赖。一旦企业IT与数据资产深度上云，迁移成本极高，“几年内逆转”并不现实。

再看防务安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评估显示，2020～2024年间美国向欧洲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武器份额显著上升，并占据最大比重。欧洲确实在推动国防工业复兴，但短期内难以形成对自身需求的体系化、规模化支撑，这意味着安全依赖会继续强化经济依赖。

所以我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判断是：它更可能表现为分领域、有限度的自主，在贸易、产业政策、监管规则上争取更大回旋空间，而不是与美国全面“脱钩”。政治目标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张力会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更多是“磕磕绊绊的同盟”，而不是彻底分家。

世界知识：面对美国的霸凌，欧洲是否已决心重整与中国市场的关系？

余翔：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的。跨大西洋矛盾的演化客观上给中欧关系的务实修复提供了窗口：当欧洲发现自己在关税、产业政策与安全议题上很难对美国形成完全对等的反制时，通过与中国、印度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加强市场融通、拓展外部需求与合作网络，便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风险分散策略。

但必须强调两点现实：第一，欧洲对华心态仍然矛盾；第二，中欧合作空间真实存在，但更需要技术化、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以贸易为例，欧盟对华逆差仍高，Eurostat数据显示货物贸易逆差处于数千亿欧元量级。在此背景下，欧洲对“产能、准入、补贴与安全”的争论不会消失。中国若要稳定中欧经济关系，须把合作做成“可落地的利益共同体”：在合规、投资、本地化、产业协作、规则对接上给出更清晰、可验证的路径。

从中长期看，中欧确实存在广泛的合作增长点：绿色与循环经济、银发经济、智慧城市、数字治理与AI规则、高端制造协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关键是把它们变成“机制”，让合作能在政治气候变化时保持韧性。

世界知识：看起来，世界经济正常运转经不起中美欧三方关系任何一边发生断裂。

余翔：是这样的。中美欧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彼此做不做生意”的简单问题，而是共同构成全球经济运转的关键支点或者基轴，从资本与金融定价体系、技术与标准生态、制造与消费市场这三方面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基本状态。三大基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一旦其中任何一组出现结构性脱钩，冲击往往不会仅停留在双边层面，而是会沿着贸易、汇率、能源与供应链迅速扩散，把原本可控的摩擦演化为系统性波动。

我在前面谈到，当下世界经济已高度“板块化”，中美欧是最主要的三大板块。这意味着，“平行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现实：监管边界、数据规则、技术管制与安全逻辑更加清晰，产业链更加分层，国际制度更加碎片化。但这并不等于三方可以各自“关门运转”。原因在于，三方的优势结构决定了彼此存在难以替代的互补关系：美国的金融与创新需要全球市场与全球资金来承接其风险和回报；欧洲的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与高端制造离不开外部技术、资本与需求的共同支撑；中国的制造体系与消费扩容同样需要稳定的外部市场、可预期的规则环境以及相对顺畅的技术与资本流动。即便相互“去风险”继续加深，更可能表现为选择性的脱钩与结构性的再挂钩，而不是全面切断联系。

也正因为此，更贴近现实的判断是，美国很难长期维持“拉着欧洲孤立中国”的路线，因为欧洲的产业利益、增长约束与社会成本会不断把它拉回到务实合作中去。同样，中国也不会通过“联合欧洲削弱美国”来解决发展问题，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会把本可通过谈判解决的经济议题进一步政治化、工具化，不利于外部环境的稳定和优化。

客观认清这一现实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把世界经济看作一套必须持续维护的系统工程，而不是重排座次的一次性棋局。在竞争和博弈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关键并不在于能否消除分歧，而是是否善于把分歧纳入可管理的轨道。中美欧三方各自守住基本盘，管住风险边界，同时扩大可合作的交汇面，将会形成国际新秩序的稳定的经济基轴。

本文刊登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