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80年之际思考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很关键的一点是观察大国能否处理好“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单一大国所能承担的国际责任都是有限的责任，任何国际秩序的稳定都离不开不同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指望哪个大国无限承担国际责任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大国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特殊，在追求自身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之间形成平衡，有利于国际秩序的进步。

大型集装箱货船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受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脱钩断链、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夹击，世界贸易体系的稳定和延续正面临冷战后最严峻的挑战。

最近读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回忆录《生活在亚洲世纪》，他基于长期外交实践，认为小国要在国际体系中取得成功，就要准确把握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对大国形成合理期待，在大国之间争取平衡，并且支持国际机制发展，因为只有大国之间才能相互制衡，国际机制也能够制约大国行为。他的回忆录提醒我们，大国完全不受制衡将给国际秩序造成损害，大国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够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也能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支持。

当年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基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治世理念，曾提出“四大守护者”概念，也即由美国、英国、中国、苏联等四个大国携手合作，在不同的区域承担不同的责任，共同处理全球事务。这是一个相对多极的国际秩序观念，并且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有限。这个理念有两方面局限：一是低估战争结束前后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就对它们缺乏管控和应对之道。在美苏爆发冷战形成两极对抗格局后，这一理念的实践基础便荡然无存。二是这一理念受到近代欧洲中心国际关系时期大国政治的影响，面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不断独立、国际体系发生剧变，狭义的大国合作已经不能主导国际秩序，更不用说今天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对国际秩序的塑造。

同二战结束时相比，现在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美国也截然不同了。真正能够守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是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和全球相互依存、发展繁荣的坚定追求，以及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共同抵制。

国际秩序的政治底色问题，或者说意识形态偏好问题长期存在。如前所述，1945年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根据反法西斯大同盟合作的实践，在国际秩序规划中谨慎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在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但经过冷战两极对峙和冷战后短暂的单极时代，美国将对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输入视为谋求主导和开展大国竞争的工具，以意识形态划线，歧视、遏制和打压他国，形成战略误判，多次错过构建更加包容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机会，也为其今日的战略被动埋下伏笔，其言行不一、双重标准更让美国的所谓“领导”地位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收缩。对美国的祛魅在世界范围内深化蔓延，国际秩序的政治底色正在被重绘。

美国在战后的所作所为给中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训和经验。中国要学习做领导型的全球大国，一定要充分了解世界的复杂性，以丰富的耐心和智慧，依托国际体系、多边机制，逐领域寻找和推动国际共识。

中国很可能也要面对国际秩序演变进程中的动力重组问题。美国当前的战略调整有可能长期化，其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一旦变化，全球层面和东半球的治理责任将会发生历史性重构。从中长期看，美国角色改变之后，全球和地区秩序都不需要其他大国以美国的行为方式来“填补真空”。大国首先要保持自身政策和战略的确定性，持续提供公共产品，更要重视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推动各方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构建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和国际秩序。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和行动参与塑造国际秩序，是发挥好全球性大国作用的必修课。中国已经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布三大全球倡议在理念上做好了准备，实践必须跟上，当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及大国合作调和剂，把在各个领域不同问题上的“中国贡献”聚合起来，形成一张“拼图”，用事实说服大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利己”面与“利他”面是相通和一体的，与美国截然不同。

今年6月，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我和几位同事进行交流。我们都对当前危机和冲突的频发和联动以及不断升级甚至失控的风险感到忧虑，认为中美等大国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能对局部危机和冲突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掉以轻心，需要加强沟通，以“泛安全化”限制甚至压缩合作领域并不可取。世界各国都期待中美在国际秩序变革进程中围绕广泛议题保持和拓展合作。

本文刊载于《世界知识》2025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