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间是人类创造的虚拟空间，信息在空间中以光速传播超越了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克服了地理因素对数字地缘环境的影响。由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和独特性，数字空间独立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入人心，认为数字空间是超越国家疆界的全球性公域。然而，如约瑟夫·奈所言，数据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国家对于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和算力、算法依旧有很大的控制力。因此，数字空间虽然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但是依旧受到了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数字地缘政治不仅为解释中美在科技、网络安全、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的竞争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视角，更有助于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理解数字地缘政治对中美关系，以及全球秩序的影响。从历史来看，中美两国在数字技术与市场领域经历了从合作到分裂，从局部的冲突到全方位数字地缘博弈的态势。美国是互联网的起源地，拥有最领先的科技企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在数字应用创新领域领先全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全球数字空间繁荣和发展。即使是面临着社交媒体被封锁、谷歌退出中国，双方之间依旧保持着整体上的合作态势。中美在合作中推动了全球数字空间的发展。中国巨大的市场、庞大的人才队伍为美国贡献了利润和低成本科技人才。同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了美国的知识转移、管理经验，以及顶尖人才的培养。美国资本投资了中国企业，并且推动中国科技企业赴美国上市。这一段时期，中美是利益共同体。同时，中国也孕育出华为、字节、腾讯、阿里这样可以与美国科技企业比肩的巨头。

2013年爆发的斯诺登事件是驱动中美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起点。斯诺登事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肆开展全球性网络监听，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安全。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强化了对网络主权的关注，并且主张通过国内企业产品和设备来替换掉跟NSA有合作的思科、甲骨文等设备，要求微软和苹果将数据中心设立在中国等一系列维护网络主权的举措。华为在5G领域的崛起成为了加速美国对华脱钩的关键性事件。为了阻止华为在5G领域的发展，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制裁举措。然而，真正让地缘政治博弈全方位爆发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中美对于安全的定义被重新定义，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一战略性技术上的落后才是最致命的国家安全风险。为了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追赶，美国采取了新华盛顿共识，在通信技术设施领域和数据领域的博弈延伸到算力、算法层面，并不将制裁举措升级为全方位封锁。

中美在数字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表现为脱钩、小院高墙等政策，实质上是传统地缘战略逻辑在数字空间的延续与演化。而对关键资源（如数据）、关键要素（如算法和算力）以及关键通道（如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掌控，成为两国实现各自地缘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这种博弈不仅体现为硬件与软件层面的资源争夺，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在数字时代关于技术主导权、网络安全与全球产业链话语权的全面竞争。

整体上而言，中美数字地缘博弈处于美攻中守的阶段。一方面，美国作为数字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进攻方，持续强化“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政策，力图通过技术壁垒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为此，美国政府围绕数据、算法、算力及通信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图的政策举措。在数据领域，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数据采集和用户信息处理，强化对中国科技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审查。2022年，美国商务部出台对华AI芯片出口“全面封锁”政策，严格限制英伟达、AMD等企业向中国出口高端AI芯片。在算法方面，美国出台《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将先进AI算法和设计软件等纳入出口管制范畴，并限制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前沿AI算法研发。算力层面，美国通过限制高性能计算芯片和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出口，试图切断中国在超级计算和AI训练中的算力来源。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美国联合盟友推动“清洁网络计划”，排除华为、中兴等中国厂商参与5G、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民主联盟”，意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数字生态圈。

相应地，中国在数字地缘博弈中处于防守方，但并未采取简单以牙还牙的对抗策略，而是呈现出“开放+自主”并重的应对逻辑。在指导理念上，中国强调“网络主权”，坚持数据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同时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本国数字主权。在具体应对举措上，中国一方面持续扩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近年来，中国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并在数据跨境方面出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为外资企业数据合法流动提供合规路径，以市场规模和政策确定性吸引全球科技企业和资本合作，部分对冲美国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大力推进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国家层面设立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加大对芯片设计、制造、材料和装备全产业链的投资，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回流。华为、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积极布局自研AI芯片和云计算平台，推动算法和算力自主可控。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中国突出“场景驱动”发展策略，依托庞大的应用市场和丰富的数据资源，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自动驾驶、金融科技等领域形成多元化应用生态。与美国“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聚焦通用人工智能不同，中国在“开源-小算力-小数据”场景下不断优化算法，推动AI技术在垂直领域实现突破。例如，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等在中文语境和本土化场景具有独特优势。这种差异化战略不仅规避了美国在高端芯片和算力领域的封锁，也使中国能够在特定应用领域快速追赶甚至部分领先。

中美以传统地缘政治中以控制、封锁、垄断为目标的战略手段，在数字地缘环境下面临很大程度的制约。美国对华数字封锁的实际效果有限，未能实现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精准打击”或长期遏制。美国试图垄断算法的企图面临着技术开源趋势的制约。在大模型领域，开源模型后来居上，形成了与闭源模型同并驾的态势。在算力层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投入大量政策资源，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网络，打压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延缓中国人工智能迭代速度。然而，美国政府不仅无法控制高端芯片的流向，还激发出中国在芯片领域重塑供应链的速度。在5G领域，美国试图脱离现有的技术路线，强力推动另一技术路线OpenRAN的企图，也受到了通信技术标准走向全球统一化逻辑的制衡。由此可见，国家试图将传统地缘战略实施到数字地缘环境中将会面临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双重制约。

究其根本，中美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包含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互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高度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嵌套，使得彻底脱钩几乎不可能。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供应链，而中国也离不开全球前沿技术与资本。另一方面，面对美国不断加码的限制措施，中国没有选择完全对等反制，而是以扩大开放和自主替代“双轮驱动”，在承压中实现技术自立和体系创新，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适应力。此外，中美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需求。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网络犯罪防控等跨国议题，需要中美共同制定规则和开展合作。数字地缘博弈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双方能否在竞争与对抗中寻找合作与共赢的平衡点。高度封闭和高强度对抗，最终只会导致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割裂、创新活力下降和治理真空加剧，形成“多输”格局。相比之下，坚持开放、推动合作、强化自主创新，才是中美在数字地缘政治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