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至16日，笔者随团在德国参加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当前正值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两大热点问题进入关键十字路口，慕安会对外释放何种信息备受关注。一个总体感受是，会议对两大热点问题的关注极不平衡，乌克兰未来走向成为核心焦点，巴以和平前景则未得到充分讨论。

2025年2月14日，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宫酒店开幕。图为在主会场举办的“付出还是猎物：北约、美国与跨大西洋安全”专题讨论会。

整个慕安会的走向，可以说在首日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之后，就被“重塑”了。万斯不谈欧洲安全和乌克兰问题，而是痛批欧洲政府惧怕民众声音、给反对党设置障碍，背离美欧共同价值观，要求欧洲管好自身防御并努力解决移民问题。之后各国领导人的发言，包括所有分论坛的讨论，都被万斯投下的震撼弹所影响。欧洲各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对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转向等深感忧虑。

会上，无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主旨演讲，还是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发言，都在着力回应万斯的讲话，要么认为其观点不可接受，要么直接指责其干涉欧洲内政。在其他一些分论坛当中，大家也在“你怎么看万斯讲话”的问答中发表看法。甚至关于中东的分论坛也花了一半时间讨论美欧关系和乌克兰问题。可以看出，欧洲人的心都被揪了出来，忘记了本届慕安会报告的主题是“多极化”，也无暇顾及其他重要议题。

有趣的是，万斯讲话结束后没有接受提问，转身扬长而去，给现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的欧洲人留下无数巨大问号。在后续的慕安会讨论中，对万斯的评价基本沿着两个轨迹进行：一条是危机意识凸显，或者将其视为对欧洲的“警钟”。这也推动欧洲多国领导人于2月17日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欧洲集体安全议题。另一条是保持战略定力，强调“普京最终会让特朗普失望”，认为美俄直接谈判不会有太大结果，最终美国会回到与欧洲协同对付俄罗斯的道路上来。但无论哪一种，似乎都是对美国政策变动的被动应对，欧洲的集体声音被弱化。

与乌克兰问题相比，本届慕安会对加沙问题的讨论显得极为单薄。在在各场主旨发言中，唯有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有针对性地发声，认为美国近期对加沙战后安排的相关表态没有考虑既定的规则、伙伴关系和信任。加沙问题似乎消失在慕安会的视野中，与当前危机的严峻性极不成比例。实际上，就在本届慕安会开幕前，特朗普刚刚提出接管、购买加沙和人口迁移等一系列计划，不仅冲击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也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面临更困难局面。这些问题本来应得到更充分的讨论，获得更多国际媒体热度，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这个现象的出现，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西方国家对中东问题的关注侧重发生了变化。本届慕安会上最受关注的中东分论坛是“大马士革的新黎明：叙利亚的转型前景”，并且被安排到最大的会议厅举行，其他涉及中东问题的讨论则被安排到较小的会议厅。在这场讨论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出席，并且成为一时焦点。会场沉浸在对叙利亚“民主胜利”的欣喜之中，对政治过渡进程表达了高度期待，掌声连连。主持人非常煽情地提到，“叙利亚等待这个分论坛已经长达55年”。现场嘉宾和观众也呼吁尽快取消制裁，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实现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总体上看，针对叙利亚问题的讨论还是在西方对中东民主改造的延长线之下，沉浸在“价值观胜利”的狂喜之中。

与此相对应，本届慕安会中并无一场以加沙或巴勒斯坦为题的专门讨论，“中东和平前景”分论坛则被刻意拆分成两节，第一节只有以色列外长萨尔出席，第二节原定由巴勒斯坦外长穆斯塔法、约旦副总理萨法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等人出席，但由于穆斯塔法最终没来，再加上第二节的主持人将话题引导至对俄乌和巴以问题的比较上来，使得巴勒斯坦的声音被严重冲淡，以色列的观点反而得到较充分的表达。

第二个因素恐怕就是欧洲的有意淡化。虽然美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欧洲正努力“挽留”和争取特朗普的时候，他们似乎不愿对其所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大加抨击。欧洲显然认为自己的外交优先事项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因此不愿将特朗普越推越远，更不愿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安全会议上进一步渲染美欧分歧。一些欧洲代表说，这只会让西方世界的共同对手借机分化、见缝插针。

俄乌与巴以问题的温差发人深思。当国际上都在讨论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变化时，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动向恐怕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再度被边缘化。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之下，当乌克兰问题吸引国际舆论焦点时，其他地区性问题正在被视为次要，这种选择性的冷落和忽视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进一步加深。目前，加沙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已被搁置，未来何时重启、谈判是否顺利仍存较大变数。而特朗普新一届任期如果矢志继续推动《亚伯拉罕协定》，优先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缓和，显然会让巴勒斯坦陷入更被动局面。这也使得很多人开始忧虑，慕安会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国际安全政策论坛之一，是否更侧重于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全球安全议题？

当然，这种温差背后也是西方国家对中东政策重点的变化。自从去年12月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后，美欧对叙利亚着力甚深。他们既将其视作西方价值观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又把它看作俄罗斯和伊朗的地缘政治挫败。未来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无论外交还是财政资源的分配，都可能会更多向叙利亚倾斜。若国际社会无法重视这一温差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可能会助长中东局势再度恶化的因子，同时也不利于国际秩序和全球稳定。因此，如何在全球竞争和战略博弈中平衡不同区域和问题的关切，仍是国际社会需要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