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价值、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回答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历史总问题和时代变革总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开辟了国际关系新思路，拓展了世界历史新路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确立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平台，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重要路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23年9月26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之际，中国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首次用政府白皮书的形式深刻阐释这一理念的科学内涵，全面总结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经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聚焦“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明确阐释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也必将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出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力迅速壮大，推动世界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全球产能格局深刻转型，全球治理体系深刻改革，社会文化思潮深刻激荡，世界步入乱变交织、危机叠加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和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政治力量作出不同反应，在进与退、合与分、新与旧、和与战等不同维度上面临着重大历史选择，世界再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一、应对世界之变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展示了中国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世界之问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大局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判断的重要意义在于自觉把握世界之变的性质，确保新时代的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概括而言，世界大变局就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调整，全球发展动能正在发生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革命性转换，全球体系和国际制度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在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21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世界多极化还是单极化、经济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还是趋同化单一化、合作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等，人类面临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面临这一世界之变的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给出的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逻辑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明确新时代的中国始终与大变局的世界同向同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是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结合起来。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反对一国独霸的单极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应对世界之变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根本性问题。
二、应对时代之变的中国方案
时代特征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决定着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展现了中国对“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这一时代之问的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指出：“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面对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性的战略选择：究竟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深陷“修昔底德陷阱”的悲观宿命，还是开辟合作新路，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积极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面对时代之变的历史选择，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变革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确立了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位一体”总体框架，致力于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五个世界”总目标，为回答时代变革总问题的“时代之问”指明了前进方向。当今时代是一个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是一个世界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整个世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人类走向共赢共享的时代潮流也不会逆转。
三、应对历史之变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阐释了中国对回答当今世界历史总问题这一历史之问的深刻思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逐步向全世界扩张，在推动世界历史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生态问题。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类日益步入一个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新时代，资本主义发展遭遇了历史性的困境。“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如何抉择，关乎人类整体利益，也考验着各国的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正确历史观，科学批判以资本为中心的陈旧发展理念，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以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担当，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中国顺应这一历史之变的客观潮流，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两者内在契合，息息相关，从内到外在历史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也是引领历史前进方向的指导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创新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先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逐步形成了以“五个世界”为总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根本路径，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依托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在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一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世界历史观，认为近代世界历史开始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形成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但资产阶级不是世界历史的主体，资产阶级推动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世界市场中，人类社会始终处于阶级斗争和国家冲突的恶性循环中，国家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世界也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在这些“虚幻的共同体”面纱之下是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人类社会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此，在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人类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处在利益纷争、不断发生阶级冲突的永恒利益斗争循环之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国家只能是“虚幻的共同体”，世界也只能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了世界历史，只有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的主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给出的方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将共同体提升到人的类本质层次，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不仅要在利益关系上构建合作共赢的阶级利益联合体，更要在价值关系上构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公道正义，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显然，在人类文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世界变局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超越了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上的阶级利益联合体，倡导构建超越阶级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拓展了世界历史的新途径。
二、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人类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基因，赓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美好世界的历史血脉，也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化成果，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追求“天下为公”的卓越情怀，坚守“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立己达人的君子之道，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所有这一切都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理念都与中华文明悠久深邃的智慧有着密切的联系，闪耀着民胞物与、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的文化光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其他文明从根本上也是内在契合的。探求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长久梦想，世界各个文明都积淀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对城邦“理想国”的探索，古印度的《吠陀经》《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政事论》对“天下一家”和“顺世正法”的向往，古代波斯的《治国策》蕴含的对强盛帝国的深谋远虑，伊斯兰世界的《古兰经》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绪论》对忠诚平和的思索，以及非洲传统价值理念的乌班图精神，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基因。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了古今重要的历史文化基因，贯穿着地球一体、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责任担当，共赢共享、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践行了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精神。
三、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抱守国家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冲突对抗的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等被视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必然逻辑。在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惨痛教训后，世界各国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深刻反思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定式，时代呼唤新的国际关系智慧出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确立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强调把“我”融入“我们”，从根本上祛除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制造的矛盾和张力，确立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基础，找到了国际关系的新思路，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确立了国际关系新思路，从和平、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五个维度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范式，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原创性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逻辑
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忠实践行者。十多年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实践扎实推进、成效显著。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从与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到不断为各领域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是一个抽象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动实践，已经而且未来必将持续给世界带来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
一、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国家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盛行的所谓“国强必霸”历史范式出发，臆测中国会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构建中国主导下的“新朝贡体系”、在世界上搞“新殖民主义”。所有这些怀疑和揣测都不过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传统思维在作祟，根本上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读、误判，有的甚至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理解中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找到了大国良性相处之道。长期以来，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实践始终无法摆脱“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逻辑，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陷入霸权争夺和冲突对抗的恶性循环，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重灾难。当前，大国关系高度复杂，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大国信任缺失，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给整个世界都蒙上阴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霸权逻辑，强调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辟了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新型大国，愿意与其他大国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也愿意与其他大国一道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奋斗。中国已经同18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遍布全球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十多年来，中国处理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等一系列大国外交的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中国找到一条大国关系的正确相处之道，致力于实现不同文化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打造覆盖全球的“朋友圈”，开辟了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径。
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在扩大开放中深化与各国友好合作。近年来，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本着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开创新时代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模式和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截至2023年底，中国先后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资金融通不断扩大，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民心相通不断发展。“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变成了现实、从“大写意”转入“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全世界，它不仅带动了共建国家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识、全球平台、全球行动，为经济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为国际合作拓展新空间。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实践平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一带一路”建设强调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给予各国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中国坚持继承创新、主动作为，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增量改革，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为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组建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合作。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国际场合相继宣布一系列务实援助倡议和举措，如提出创新“6个100”项目、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等重要举措；在扶贫减贫、疾病防控、气候变化、难民救助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发展合作走向深入，大幅提升了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搭建了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大平台，更是提供了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新道路。
三、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人类同处一个地球，世界共享一个家园。如何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使命。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经济金融秩序，构成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全球治理体系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不足的问题，一些大国凭借规则和规制上的主导地位干预治理过程，导致现行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尤其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壮大，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固守形形色色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错误思维，甚至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制造“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霸权霸凌霸道行径，从根本上都是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妄图延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前进方向，超越了利己主义和零和博弈，打破了保护主义和唯我独尊，强调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十多年来，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既积极参与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也引领新疆域治理体系的建设，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一方面，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五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议程，先后派出5万多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和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同时，中国率先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迄今共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注资1.2亿美元，启动开展112个合作项目。在联合国改革上，中国支持对安理会等机构进行必要、合理改革，强调改革必须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事务要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要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要由大家一起分享，让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引领新疆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经济复苏、发展合作、核安全、反恐、防扩散、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比如，应对混乱失序的网络空间挑战，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创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措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助力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再比如，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挑战，中国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网络，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中国，属于世界。面对变乱交织、危机叠加的百年大变局，中国坚持守正创新，既弘扬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又大胆突破既有的陈规陋俗，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秉持命运与共理念，共同致力于开创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文明的美好世界，这不仅是对中国外交理念的新发展，也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的新贡献。总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本文刊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