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虽然“百年变局”判断的格局是全球性的，而非像“时代转折”那样更多出于区域主义和本土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有相通之处。这些共同或相通的语言足以超越分歧绘出合作的底色。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拓展多元外交的需求上升，与德国以及欧洲的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位置继续上升。

默克尔时代，经济伙伴合作构成中德关系的关键支柱。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正在经历认知和利益重构。

德国对华政策的重构是在其宣称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背景下进行的。

2022年2月24日在乌克兰国土上进行的战争爆发后，刚从默克尔手里接棒不久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一次演讲中强调，这标志着“我们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此后，“时代转折”成为反映德国各领域官方政策取向的旗帜性语汇。

▲2022年2月27日，俄乌冲突爆发3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被称为“现代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他表示，德国正处于“时代转折”点；

2024年1月31日，俄乌冲突2周年到来之际，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强调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称“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为自由而战”。  

时隔两年可以看出，德国政府对“时代转折”的理解是：第一，德国和欧洲得享其福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世界正处于新的时代降临前的动荡过渡期。第二，德国过去过于天真，低估了俄罗斯的威胁性，高估了俄罗斯的可塑性，现在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德国重新站到战略博弈的锋面里，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安全建设。第三，美国的全球控制力逐渐衰弱，未来世界将不再可能有“一超”独大的局面，而是日益走向多极化，欧洲如不自强，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第四，世界不会重新分裂成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德国也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第五，德国日益面临自身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必须加紧推动自身和欧盟的改革。

在“时代转折”“集结号”下，德国从内到外方方面面的调整都在跟上。政治上，强化国家安全政策，弥补默克尔时代投入不足、防务能力超弱的“欠债”，并且以“义无反顾”“别无选择”的姿态站到挺乌抗俄第一线，积极游说欧洲和美国“团结起来多做事”。经济上，打破“平衡预算规则”，押注可再生能源，增加对信息技术、商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领域，实施新移民政策，进一步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

▲2024年2月1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长期安全承诺协议，内容包括德国今年再向乌克兰提供70亿欧元的支持。

2024财年德国国防预算总额为创纪录的734.1亿美元，已达到北约规定的成员国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低于2%的标准，而2023年这一占比为1.57%。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第60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说，未来德国军费的GDP占比可能会提高到3%至3.5%。

受安全和经济双重考量驱动，德国也已成为“去风险”的信奉者和“友链外交”的推动者，积极致力于激活欧洲内部发展和合作潜力。外交上的新变化，则是加强对“印太”地区事务的参与，以及重视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

尽管站上了“时代转折”的高度，德国的政策调整似乎尚未给这个国家带来有特色鲜明的国际新形象，一切还在发展变化和不断摸索中。

2024年慕安会作导引的2024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以“输，输？”（Lose, lose?）为主题。难能可贵的是，这份报告反思了“零和”思维的危害性，认为各方都越来越看重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世界恐将陷入“大家都会输”的局面。德国战略界提出“人类社会应如何走出恶性循环”的命题，反映出其对“时代转折”的思考还在不断深化，从看到现象转向寻找出路。

在德国的“时代转折”中，中国是个重要、特殊而复杂的存在。

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德国外交政策已经对标欧盟，做出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把中俄相提并论为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五类欧洲最关切的问题，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不确定性、气变、科技竞争、国际合作，相关阐述涉华内容均占相当篇幅，有的章节直接从中国带来的冲击说起。

德国的“时代转折”观念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认为在正加速形成的多极化世界上，中美是最显要的“两极”，彼此战略竞争的全面展开亦是“时代转折”重要内容之一，德国不能在中美之间做选择，而是必须与这两个大国打好交道。但另一方面，德国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和价值体系仍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认同，视中国为国际秩序的修正者、挑战者，对中国传统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和技术创新竞争力心有忌惮，渲染供应链、基础设施和跨境数据安全问题，对外“降依赖”“去风险”以中国为主要对象。

▲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时代转折”演说。

“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对华政策缺少主线和跨领域一致性，恰恰反映了其对中国崛起复杂影响的纠结心态。

“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对华政策深受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舆论话术影响，一时还难以跳出其基本框架束缚形成自己的特有格局。

“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对华政策减少了默克尔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务实性，试图把分歧面与合作面区隔开来，在安全政策紧随美国和北约的同时，经济上既“降依赖”“去风险”，又继续开拓中国的市场，全球问题上寻求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完全、清晰的区隔，加上德国党派政治碎片化的影响，也就在实施效果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局部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问题。

▲2024年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白宫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朔尔茨希望美国国会在批准对乌克兰几百亿美元援助计划方面取得进展。

大型德国跨国企业对政府的“时代转折”理念心猿意马。它们仍然希望自己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上增进市场营收和推进结构转型。它们普遍看重中国市场的潜力，不赞成将经贸问题过度安全化，不认为强行“脱钩”应该且可行，也不认为“降依赖”“去风险”能取得充分的预期效果，希望政府能对华维持基本合作面。有些德企比如宝马、大众、巴斯夫、西门子已在根据自己的全球发展战略需要重新布局中国市场，在此过程中也不得不向来自德国国内的所谓道德和价值压力作出一些妥协。大型德国跨国企业还对中美关系紧张深感关切，认为太平洋两岸监管门槛的提高给正常商业活动带来困难，所增加的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抑制企业活力。

根据德国官方统计，2023年尽管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2530亿欧元，但德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逼近这一数字，达2523亿欧元。2023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下降19.2%，为1557亿欧元，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下降8.8%，为973亿欧元。德国宏观经济与经济形势研究所（IMK）称，这是因为德国企业对供应链进行了多样化的调整，减少了从中国的采购，中国也加强了对战略产品的本土化生产，降低了自德进口。

德国经济研究所（IW）最新报告基于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称，2023年德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22年的1700亿欧元下降至2023年的1160亿欧元，但对华直接投资仍在增长，2023年较上年增长4.3%，达119亿欧元，创新高，在德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升至10.3%，居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企过去三年来的对华投资额相当于先前六年的总和。不过，过去四年德国对华投资所使用的资金全是营利后的再投资，也有一些企业从中国撤回资本，而德国在华商会2024年1月的调查显示，已撤出或考虑撤出中国市场的德企占比达到9%，在过去四年间增加一倍以上。

▲2023年6月12日，中国吉林长春，一名员工正在一汽大众的总装线上工作。

中国和德国都是有着深厚哲学思辨传统和纲举目张战略规划习惯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谈论德国人眼中的“时代转折”，难免让人联想起十年来统领中国内外政策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虽然“百年变局”判断的格局是全球性的，而非像“时代转折”那样更多出于区域主义和本土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有相通之处，比如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知、对美国霸权控制力走向衰弱的洞察、对经济全球化延续性和全球供应链完整性的支持、对重振多边主义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呼唤，以及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等等，这些共同或相通的语言足以超越分歧绘出合作的底色。

双方对世界变局判断的最大分歧在于，是走共同安全还是集体安全的路径化解世界陷入阵营对立的危险，是用深化合作互嵌还是相互“降依赖”“去风险”的办法应对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是通过平心静气探索相互尊重包容的路径还是附加实质性制裁进行道德干预来处理价值观念差异。这些分歧可以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而不必深度影响双方在双边和全球层面务实合作的开展。

▲2024年2月17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

在中国人看来，未来多极世界上，欧洲是重要一极，德国永远是欧洲的关键性力量。中德如何在世界正经历巨大变化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对方，建立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的对对方政策框架，考验着两国领导层和各界人士的心胸和智慧。现在摆在两国关系面前的一大课题是，能否使自己对对方的政策实践摆脱对与第三方某国关系或对第三方某国政策的服从，实现相对独立发展，进而创造自由扩大中德合作的足够空间。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中欧关系。

无论是“百年变局”，还是“时代转折”，归根结底提出的都是国家和民族站在人类历史新关口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的问题。中国人相信世界摆脱“零和”魔咒的根本办法是走合作共赢之路，所以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中国应对“百年变局”所期望的努力方向。中德可以携起手来创造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范式。

本文2024年3月12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