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刘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作为人工智能领军者，中美既要避免人工智能技术无序扩散带来的风险，也要避免因为缺乏互信而滑入“零和博弈”陷阱。中美从意愿和能力上具备合作条件，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价值观、与技术合作的捆绑、法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亟需通过一轨和二轨对话加强沟通，为合作提供基础。

在2023年11月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上，两国就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达成共识，为中美人工智能合作开启新篇章。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曼谷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决定于今年春天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正成为两国关系中愈发重要的议题。

当前中美在开发复杂人工智能模型方面都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前沿的计算能力，两国在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方面的互动影响着人类未来。从战略层面看，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领军者，中美有责任在这一领域管控分歧，寻求合作。两国既需要避免人工智能技术无序扩散所带来的风险，也需要避免因为缺乏互信而滑入人工智能“零和博弈”的陷阱。

从技术层面看，中美本身具备了在人工智能研发和治理方面合作的能力，即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有着高度互补性。在数据、算力和算法这三大核心要素中，中国在数据方面更具优势，美国则在算力和算法方面更为强势，而在应用领域两国侧重各有不同，双方的合作将有利于实现资源互补，推动技术进步。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在基本原则、伦理规范、标准、风险评估和国际合作方面也有一定共识。其一，两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时都强调“负责任”（Responsible）、“安全性”（Safe and Secure）、“可靠性”（Reliable）等总体原则。其二，两国在伦理规范方面均重视隐私保护和来源透明度，致力于避免数据和算法中的偏见和歧视。其三，两国均致力于推进统一技术标准和框架的制定以及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提高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其四，两国均有意扩大国际合作与对话，与多方协同，并为国际合作制定有原则和可协调的方案。 

尽管中美从意愿和能力上都具备开展合作的基本条件，但在发展理念、价值观及其与技术合作的捆绑以及法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亟需在未来通过一轨和二轨对话加强沟通，为合作提供基础。第一，中国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美国仅要求确保人类参与决策，更倡导的是“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第二，中美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两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原则中的哲学概念理解和优先事项排序有所不同。第三，两国在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监管方式与监管力度上存在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协调一致。

▲2023年11月，全球第一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伦敦召开。

此外，在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影响下，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倡导将价值观与技术主导权相结合，推进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和规范两方面的领导地位，并通过组建“技术联盟”对华打压。短期来看，美国对华科技领域“小院高墙”的政策难以扭转，如何在技术硬件打压和规范治理层面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将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严峻挑战。

不同于安全属性更强的核技术和发展属性更明显的碳排放等议题，人工智能同时具有强安全和强发展属性，故而我们仍需进一步追问：这一新技术在中美关系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无论如何，双方都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切实的研究工作和多线程的交流沟通，正确认知并理解彼此的人工智能发展目标及核心关切，明晰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识与分歧，并逐步夯实合作基础，增信释疑。中美不仅应当积极推动两国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还应当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在交流方面，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建立起多边对话和双边二轨对话的渠道，为两国直接的政府间对话奠定重要基础。在多边层面，2019年至今，中美与其他各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就人工智能发展原则、军事应用和伦理规范框架进行交流，并在英国2023年举办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共同签署《布莱切利宣言》。

在二轨层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2019年以来一直通过举办对话坦率交流分歧，增进对彼此的理解，寻求未来的潜在合作点。这也是两国较早在这一领域开展的二轨对话项目。

未来，中美双方应考虑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工作：

一是应继续支持和推进多边对话。在联合国框架下，中美应共同支持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的工作，并根据新形势补充修订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全球性协议，并在各区域性“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等框架下促进国际治理机制建设。

二是应继续鼓励并支持多种渠道的民间对话。两国应通过智库对话和企业交流合作等多种方式，以更灵活的形式、更坦诚的姿态围绕关键议题开展更深入的交流，增进对彼此立场的理解，探索人工智能合作的可能优先事项以及分歧的解决路径，为政府间对话做出有益补充，打下坚实基础。同时，由于中美两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也应支持两国相关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政策、行业标准、数据管理、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更多接触与互动，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机遇，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治理。

三是应抓住中美关系在旧金山会晤后企稳回暖的机遇，尽快商榷政府间对话的机制建设、议题设定和与谈人选等事宜。在对话启动阶段，中美可先从人工智能术语概念、政策主张、人才培养、全球治理等方面开展交流。首先，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原则、伦理概念等相关术语和各自国内政策倡议展开交流，弥合认知差距。其次，加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人才的交流往来，鼓励学生、学者和专家互学互鉴，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等。第三，着眼全球性风险和挑战，鼓励两国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气候治理、毒品管制、预防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中的应用与合作，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2024年1月31日首发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