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当前的俄乌冲突既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的总爆发，也是俄罗斯与美国、欧洲之间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总爆发。俄乌冲突加快了大国关系的调整，各大国将竞相增强军备或加强联盟，世界多极化趋势将加速。这一轮对抗和博弈将首先在欧洲展开，并扩展至非洲、中东。危机的扩大化、长远化将给欧洲带来本可避免的巨大伤害。美国将强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联盟在应对挑战中的作用。一个实力下降的俄罗斯可能引发欧亚大陆地区秩序的分化与重组。俄乌冲突意味着冷战后国际秩序的终结，世界其他大国的选择与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正在浮现的国际新秩序的模样。
关键词：俄乌冲突 地缘政治矛盾 价值观联盟 多极化趋势 国际新秩序
对美国拜登政府而言，俄乌冲突既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一次宝贵的机遇。在大国关系、全球化走向以及美国对外战略路径选择这三个维度上，俄乌冲突及其产生的连带影响都对拜登政府产生了强烈冲击。同时，这些冲击的方向又与近年来美国两党决策者推动的战略调整方向基本一致。拜登政府借俄乌冲突之势，谋全球战略之局，客观上成为世界几大力量中心中获益最多的一家。当然，调整与变化必然带来不确定性。美国的短期收益能否延续而成为中长期收益，仍值得密切关注。
一、俄乌冲突加快了大国关系的调整，加剧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对抗
俄乌冲突给大国关系已经带来两个比较确定的变化。一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由于美国已将矛头对准俄罗斯领导人，因此在普京任期内，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很难再有转圜空间。二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更加紧密，一度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作“脑死亡”的北约“起死回生”，瑞典等国家甚至表现出要加入北约的意愿。以上这两个变化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推动的对外战略方向是一致的。拜登政府重视盟友关系，希望拉近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同时拜登政府认定俄罗斯是美国的重要对手，认为俄罗斯“决心通过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破坏性作用来扩大影响”。俄乌冲突以颇为戏剧化的方式帮助美国实现了上述两个目标，即拉拢欧洲盟友一起对付俄罗斯。
从美国视角看，俄乌冲突给大国关系带来的冲击仍有三个不确定的问题。一是“中美俄关系”，也就是中国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策权衡。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在中美关系上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派试图“捆绑”中国与俄罗斯，将中国塑造为“共谋”，从而同时打压中国与俄罗斯。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不断对媒体释放消息，渲染“中国事前知情论”“中国援助俄罗斯论”。另一派试图“接触”中国，希望中国与俄罗斯拉开距离。中美俄三边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仍需要观察。概括地说，美国在俄乌冲突上对中国的这两种态度，已经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面临新一轮紧张。但是对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的公平公正态度，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有所认识。
二是“欧中美关系”，也就是欧洲在近中期的中欧关系以及中长期的美欧关系上的选择。欧洲国家虽然目前对俄罗斯的态度与美国高度一致，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当前美国与欧洲联手对付俄罗斯，但是不等于联手针对中国。与此同时，美欧关系虽然短期走近，但是从中长期看，欧洲在俄乌冲突后为了自身安全将加大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德国等欧洲国家更加注重军事防务投入，美国国内也有人赞同让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这意味着欧洲可能在中长期将逐渐追求独立于美国。
三是“美中俄关系”，也就是美国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平衡。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对手，且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美国全球战略近年来早已聚焦印太地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当然不会轻易改变其全球战略重点，美国国防部近期提交的《国防战略》报告也坚持了这一定位。不过，乌克兰毕竟在欧洲核心地带，俄罗斯毕竟正在与西方世界正面对抗，这种紧迫的现实需求究竟会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上牵扯美国的战略精力，实际上美国自己也“心里没底”，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二、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武器化”，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金融制裁、贸易制裁、科技制裁和人员制裁。俄罗斯的大部分海外资产遭到冻结，一批金融机构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中被排除，欧洲开始启动在能源贸易上“去俄罗斯”进程。这一系列动作的实质，是将俄罗斯从相互连接的世界当中“拔出”，实现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脱钩”。这些动作已经引发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除了在近中期可以看到的影响之外，美国与欧洲制裁俄罗斯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即“美元武器化”“贸易武器化”以及“产业链武器化”对世界各国心理及预期的影响。显然，如果一国依赖美元从事国际金融和贸易活动，出口过度依赖某一个市场，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就可能受制于人，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俄罗斯当前遭受的制裁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这种心理预期势必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是否需要降低对发达国家、外部市场的依赖。未来各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将更多地倾向和选择后者。
从2017年特朗普担任总统后开始奉行“美国第一”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就是降低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更多地依靠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力量来保障自身安全和争取民众福利。在特朗普“公牛闯进瓷器店”风格的四年任期后，拜登政府的做法显得更有选择性，更注意国内法律基础、国际规则和形象，但是美国试图将其与中国、俄罗斯等“异质”国家选择性脱钩的战略并没有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致力于提升一系列关键产业链的安全，未急于“纠错”并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都说明了其试图更多地与发达国家、盟友和伙伴抱团，在全球打造平行的产业链、技术圈、贸易区，并在关键重要领域将中国排除出去。由此可见，俄乌冲突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冲击与美国的战略方向是一致的。
美国将“全球化武器化”，俄罗斯实际上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测试。全球化将在多大程度上遭受削弱和裂解，主要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毕竟，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金融、贸易连接程度远超俄罗斯。对美国来说，重塑全球化以使之更有利于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中国。俄乌冲突后，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会殃及中国，美国是否会祭出次级制裁等都值得关注。如果美国与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伤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那么会对全球化带来更大的伤害。当然，对于俄罗斯的效力尚且有限的经济制裁，对中国是否“可用”，是一个值得美国决策者思量的问题。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能够持续多久，特别是面对能源短缺、物价上涨的压力，欧洲能否坚持将对俄罗斯的制裁“进行到底”，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俄乌冲突将考验拜登政府“有限而强硬”的对外战略路径选择
面对俄乌冲突，拜登政府坚持了不直接军事介入的底线，也拒绝了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提议。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团结欧洲盟友联合施压；二是发挥外交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作用；三是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四是对乌克兰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五是以情报战、信息战、代理人战争等形式间接介入俄乌冲突。
这一战略取向符合2009年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基本取向，即减少对外直接军事干预，特别是避免在亚太以外的其他地区投入过多资源，同时也符合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重视外交和经济手段、重视盟友、强调规则与道义等特点。在延续了2009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的一贯思路的同时，拜登政府这一套做法的“硬度”有所上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混合战争等手法对于其对手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如果在俄乌冲突中行之有效，拜登政府这一套做法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外战略的新“模板”，俄乌冲突也就成了观察这一模板的实验场。目前，拜登政府的这一战略路径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美国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79%的美国民众认可拜登政府与盟友合作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做法，只有18%的民众不认可。即便是在更倾向于单边主义的共和党选民中，也有73%的民众支持美国与盟友合作。高达85%的美国民众支持将美国的行动严格限制在经济制裁范畴，77%的民众支持在乌克兰周边的其他北约国家保持大规模驻军，62%的民众反对冒着核冲突的风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同时，沿着这一方向，美国多数民众支持给予乌克兰更多帮助。有32%的民众认为美国给予乌克兰的帮助“恰好合适”，但42%的民众认为美国给予乌克兰的帮助还不够。
当然，拜登政府采取这一战略路径也有其风险和代价。俄罗斯是世界主要大国，其经济也有相当强的韧性，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制裁措施几乎不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目前的政策，甚至也未必能改变战场上的态势。也就是说，以美国目前反制措施的力度，恐怕无力限制俄罗斯作为世界舞台上一个重要的独立力量发挥作用。如果未来俄罗斯继续当前的战略方向，拜登政府这种应对策略有可能以其在盟国中的战略信誉为代价。俄乌冲突后，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执意解决自身安全关切的俄罗斯，一个发现不得不构建真正战略自主的欧洲，一个决心根据自己利益保持独立判断的印度，这些国家与美国、中国一道，可能使国际格局进一步向“多中心世界”演变。
四、总结
概而言之，大国关系如何组合，全球化如何被裂解，美国新的对外战略手段是否有效，这三个问题未来都有一定变数。不过，大国对抗加剧、去全球化加速、美国战略手段加码都是基本确定的趋势。这些趋势本身就是拜登政府“计划内”的战略调整方向，俄乌冲突则发挥了助推作用。几个确定的趋势意味着冷战后国际秩序的终结，而世界其他大国的选择与动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正在浮现的国际新秩序的模样。对于过去在冷战后国际秩序中实现了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前方有机遇，但更有挑战。避免大国关系阵营化以及全球化大幅后退，应当是中国的基本选择方向。
缩略版文章首发于2022年5月7日“国际经济评论”微信公众号
全文详见：
倪峰、达巍、冯仲平、张健、庞大鹏、李勇慧、鲁传颖：“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38~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