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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国内重大议程的推进上难言高效，对外政策也乏善可陈。这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性、体系性衰败。拜登的“急速左转”不仅未能扭转这种衰败，反而导致选民不满和民主党分裂。

内政外交进展不佳

拜登上任时踌躇满志，经历了“特朗普冲击波”的一些美国民众和美国盟友、伙伴对其心怀期待。拜登试图扭转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政策，重中之重是用更科学的方式抗击新冠疫情。

遗憾的是，拜登政府的抗疫政策没有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德尔塔”毒株所带来的疫情反复、针对是否强制佩戴口罩以及接种疫苗的争议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对立与矛盾，也导致一些人对拜登政府抗疫政策的不满，成为拜登支持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疫情危机外，拜登团队还将经济危机、族裔危机和气变危机作为共同的优先事项。与特朗普类似，拜登执政后通过行政方式快速施政，不仅围绕各项议题组建团队，还通过发布行政令、总统备忘录、针对联邦部门的指令等加快拆解“特朗普遗产”的速度，内容涵盖教育、针对家庭的援助、停建美墨边境墙、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等。

然而，由于两党持续斗争，拜登政府在重大议程的推进上难言高效。

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两党激烈博弈，最后也只达成了短期解决方案，将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2月。

在拜登最渴望推动的基建法案和支出法案上，国会山不仅继续传统的两党恶斗，民主党还上演内斗大戏，温和派与进步派议员互不相让，拜登多次协调都无果而终。11月5日，众议院才通过了早就拥有两党共识的基建法案，而拜登直到参加气候峰会之前，都未能推动各方就包含气候治理政策在内的支出法案达成一致。

对外政策上，拜登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美国优先”内核，提出“中产阶级外交”，延续“大国竞争”战略，但在施策形式和手法上做出调整。拜登政府更强调运用美国的“巧实力”，努力重返多边主义和价值观外交，推动战略资源继续向“印太”地区转移。

虽然从阿富汗撤军在战略上符合美国调整战略重心的需求，但拜登政府错判阿富汗形势，不负责任地仓促撤军造成“后遗症”，让外界对拜登的决策能力产生怀疑，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削弱了一些国家对美国好不容易有所恢复的信任。

“急速左转”引发不满

在今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拜登曾誓言团结美国、带领民众开启新篇章。然而，拜登面临的却是“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的双重拉扯，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性、体系性衰败难以扭转，拜登和民主党双双陷入困局。

从国家层面看，美国政治生态的恶化是结构性弊病所致，并非一人一事所成，也绝非换一个总统就能“药到病除”。拜登承接奥巴马的“左转”政策，反而让共和党产生被逼入角落的感觉，激化两党恶斗，极大妨碍国会立法效率，让民众对号称职业政客的拜登、两党乃至华盛顿政治失去信心。

从党派政治看，民主党“急速左转”让“反特朗普”不再成为“躺赢”的必胜法宝。2020年拜登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上与相当数量的选民不愿再次选择特朗普有关。然而，拜登与民主党在国内治理问题上的“空头支票”以及过于向左走的进步主义政策，可能会疏远能够左右未来选情的关键选民。

近期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扬金成为2009年以来首位赢得该州州长的共和党人。这场选举可以说是中期选举的“前哨战”和对拜登执政的“提前公投”。弗吉尼亚州对于拜登而言不是什么“特殊州”，拜登在该州的支持率与全国支持率几乎一致，使得这次选举更具“风向标”意义。

无论是竞选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民主党人麦考利夫还是拜登，都在逐渐被民主党“进步派”（左翼）所同化，比如麦考利夫支持在疫情下保持学校关闭、不重视家长对教育的意见、攻击对手同情“白人至上主义”等。相反，共和党在弗吉尼亚州更能利用选民对拜登执政无能的不满而获得选票。这次选举证明，民主党已经逐渐失去将其推上政治舞台中央的力量，即“反特朗普”浪潮。

同时，许多民主党众议员因为担心连任困难而纷纷挂冠求去，导致民主党陷入恶性循环：民主党选情堪忧导致议员参选意愿下降，而这又将导致民主党选情继续恶化。

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将进一步削弱拜登的执政能力。在推动基建法案和支出法案的过程中，民主党进步派为了迫使温和派支持金额更大的支出法案而强行将两个法案挂钩，曼钦等温和派议员则为了选区利益，不惜破坏民主党团结，最终导致两项法案都未能在最短时间内通过。

因此，拜登在国会推动法案颓势尽显，表面看是因为民主党在国会的虚弱多数地位，实际上却是民主党日益走向“部落化”的结果，而这种源自内部的挑战只会让拜登的执政之路更加艰辛。

如果未来拜登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尤其是不能带领美国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拜登和民主党可能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甚至2024年大选遭受更大挫折。

（作者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文章2021年11月12日首发于《工人日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