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不久之前，我们对日本的印象还沉浸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情画意，但近两周来情况却发生了突变。“钻石公主号”邮轮和国内的双双失守，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疫情确诊国。而当疫情由“他人之事”变成“切肤之痛”之后，日本社会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一股夹杂躁动、忧虑和愤怒的情绪逐渐开始蔓延。

|  “钻石公主号”邮轮

一、为何日本不抄中国的作业？

日本疫情的骤增始于“钻石公主号”的一系列应对失策，虽然日方辩称这是“旗国主义的国际法原则”下无奈的结果，日本有“情义”、但并无“义务”接纳这艘游轮，因此对日方的指责是并不合理的。但从现状来看，已有近四分之一的乘客确诊，且规模仍在扩大。更令人咋舌的是，目前下船的日本人并未被要求14天强制隔离，更有下船后直奔寿司店大快朵颐的闹剧，增加了感染扩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政府虽然建议停止一些“不要不急”（不必要、不紧急）的集会活动，但最近几天仍有不少大型演唱会照常进行，动辄即是上万人的规模。看到此情此景，不少国内网友为日本操碎了心，反复问到，“为啥日本不抄中国的作业呢？”   

首先，日本希望做出符合“比例原则”的回应。实际上，除了邮轮感染者之外，日本公布的国内确诊人数只有147人（2月24日数据），仍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日方不愿过度渲染恐慌情绪，以干扰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日方评估疫情可能只有未来2-3个月的活跃期，在此期间做好预防工作就足够了。  

其次，政治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从日本社交媒体的反应来看，网上的疫情强度似乎是现实的数十倍，日本政府的愚蠢程度也是现实的数十倍。邮轮乘客通过视频、连线、直播等方式，向外界阐述自己的悲惨境遇，这在神户大学岩田健太郎教授的吹哨事件之后发展到高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进一步限制民众行动自由、选择自由的正当性是不足的，势必会引发舆论的反对和抗议。政府不愿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大多使用“建议”，而非“强制”。 

第三，今年日本的头号大事是东京奥运会，因而不愿制造“日本已经不安全”的印象。加之，关于东京奥运取消或延期的流言已然四起，日本更不愿主动设限，向外释放错误的信号。从去年开始，东京到处都是工地和基础设施的维护工程，甚至连不少“灾区复兴”的资源都被投入到奥运上来，可见日本政府憋足了劲想再制造一次“奥运景气”。但疫情的出现显然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日方评估这已然对奥运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部分职业选手可能会放弃参加奥运；另一方面来自周边国家的游客数量可能会大幅下降。

|  日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会标

因此，对日本来说，如何把握防疫工作中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既要保证疫情在现有医疗体系中不至于失控，又要防止对国内经济和奥运筹备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二、日本防疫的问题主要在哪儿？

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日本完善的医疗水平和医疗制度自不必言，加上日本民众本就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戴口罩、使用手指消毒液等等），使得疫情在日本扩散本就具有一定的困难度。但就目前来看，日本防疫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日本在检测方面存在一定缺口。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就是2月23日确诊的一位北海道20岁的女性，目前已经处于佩戴呼吸机的重症状态。这使外界心生疑惑，“为何未能尽早发现？为何未能尽早救治？”仔细梳理社交媒体后发现，“制度一套、实际另一套”的现象大量存在。按照厚生劳动省的规定，接受检测具备严格的规定，即：“与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有疾病流行地区的旅行史、出现37.5度以上的发热状态。”但医生和医院在执行中有高度的灵活性，比如一位从台湾回国的公务员高烧39度，但医生以台湾不是重疫区为由拒绝对其进行检测，他又来回跑了好几家医院，结果均以“缺乏设备”为由拒绝检测。需要承认，不少日本医院和诊所确实缺乏检测能力和设备，但也有一些医院担心查出确诊病例而影响客源，不得不态度暧昧。所以，日本潜在的感染人数可能比想象的更多。 

其次，“钻石公主号”邮轮依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每天都有数十例的新增确诊病例，似乎陷入了无法控制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已经下船的400多人成为潜在的引爆弹。这两天，不仅从下船者中发现了一个确诊病例，更出现了23人未经检测就下船的“严重失误”。小错不怕，就怕小错累积不断，最终铸成大错。  

最后，日本媒体一再对医疗体系能否承受重担表示忧虑。以北海道为例，目前用于新冠病毒治疗的病床仅有94张，整个东京都也只有103张。随着感染数字的扩大，这显然不敷使用。另外，用于检测的试剂也难以满足需求，这不利于病情的“早发现、早治疗”。因此，医疗资源的不足成为日本当前面临的一大紧迫挑战。

|  日本出现“口罩荒”，图为排队购买口罩的日本人。

三、防疫不力如何影响日本的政治？

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旅游业，春节假期和4月的樱花季本是每年的旅游旺季，但今年恐怕只能惨淡收场。另一方面是制造业，由于中国许多企业尚未复工，对上游的日企造成影响。为应对经济困局，日本银行已经表示准备继续推动“宽松政策”。但除经济以外，此次疫情已经对日本政治带来了实质影响。 

首先，安倍内阁支持率受到冲击。根据产经新闻2月22日—23日最新的民意调查，安倍内阁的反对率（46.7%）大大超过了支持率（36.2%），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而主要诱因就是政府在处理疫情上的拙劣表现。即使在“网络右翼”（ネトウヨ）盛行的Yahoo评论中，也充斥了对内阁的挞伐之声。这其中处在风口浪尖的就是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外界屡次批判他的“非专业性”、“无领导力”、“毫无作为”、“不懂危机管理”，在野党更是抓住机会猛攻。此次疫情之后，可以预见安倍会对内阁进行调整，而在“疫情+调涨消费税”的双重夹击下，安倍和自民党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

|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变化    

其次，疫情对部分县市的日常政治活动也造成影响。一方面，在以选举为核心的日本政治体制中，无法站上街头、端起喇叭，仿佛一切都失去了色彩。不少党派开始埋怨，这样根本无法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无法筹款，已经危及到正常的事务运营。而对于另一些正在进行议员选举的县市（如千叶县）来说，投票率更是降到了史上的低点，民意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  

随着内阁支持率的下降，一些媒体开始做自民党内的支持率调查。根据时事通信社的报道，石破茂的支持率最高（21.6%）、小泉进次郎排名第二（15.1%），安倍只排名第三（10.6%）。可见，即使在自民党内部，安倍内阁所受到的怀疑也越来越高。

四、日本人民变了吗？人民变了吗？

正如前文所说，随着疫情慢慢变成日本人的切肤之痛，他们的社会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恐怕不能单单再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来看待。  

近几天来，在日本出现了一些中文书写的歧视性标语，网上的批判声音也不少，在日华人和留学生的处境也比较艰难。此外，电车上由于“咳嗽”或“不戴口罩”而引发的争吵事件也十分多发，甚至有人因此按了“紧急刹车”按钮。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人（或者更广义的外国人）内心的忧虑、焦躁和愤怒是真实的。当我们以“日本不抄中国作业”来揶揄对方时，更应该意识到日本民间对华态度的这种微妙变化。 

有些人说，“现在轮到中国去帮助日本了”，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近几天来，可以看到中国驻日使馆联络一些国内企业向日本捐助了一批核酸检测试剂，帮助其解决燃眉之急；而随着国内产能的不断恢复，中国已经逐渐恢复向日本出口口罩，帮助解决日本的“口罩荒”；一些在日华人，也从“买口罩寄回国内”，转向了“买口罩送给日本人”，展现来自中国的温情。国与国的关系从不是个常量，需要在彼此沟通和互动中塑造和完善，这需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努力。

|  中国向日方捐助核酸检测试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