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蒋绍澄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助理
摘 要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机贯通和协同推进内部发展诉求、外部环境塑造与国际责任履行的内外统筹模式。内外统筹是中国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长治久安之道。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内外统筹模式更趋成熟和完善，并且形成了稳定、有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新形势下内外统筹模式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创新实践和发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标识，与内外统筹模式形成互构关系。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内外统筹战略导向，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深度嵌入世界变局之中。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下简称“全球倡议”），“大国的样子”更加彰显，大国的作用更加突出。
一、文献回顾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因此，系统把握中国内外统筹的内在逻辑，深入阐明以全球倡议为代表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内外统筹与全球倡议，学术界已经展开有价值的学理研究。关于统筹内外，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展开，强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全球化条件下相互渗透、相互塑造，构成整体性治理关系。一方面，关注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外部影响，指出全球性价值、国际机制、规则结构和多元主体参与会影响国家观念、政策制定和治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关注国家治理的全球意义，认为有效国家治理是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世界秩序建构的重要基础。此外，有研究从思想史、理论史和现实路径角度，说明全球治理规范与国家治理制度可以相互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与全球有效治理可以相互支撑。这些成果为理解内外统筹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全球倡议研究是近年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中新的增长点，相关成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从全球治理赤字出发，阐释全球倡议对发展失衡、安全困境、文明隔阂和治理失序等突出问题的回应；其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论述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维度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三，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出发，分析全球倡议通过理念表达、议题设置、机制搭建和能力建设，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四，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出发，阐明全球倡议体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主动和责任担当。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围绕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全球倡议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目前有关深入阐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内外联动贯通逻辑的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内外统筹与全球倡议之间的关系，凸显“内外统筹”视角，将其学理化、系统化，以丰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致力于厘清内外统筹的基本模式，梳理其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及其在新时代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以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内外统筹模式与全球倡议实践成果。本文核心观点是：其一，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内外统筹。内外统筹模式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机贯通和协同推进内部发展诉求、外部环境塑造与国际责任履行的模式。内外统筹的意识、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发展的质量。中国的大国地位越明显、大国作用越突出，就越需要做好内外统筹。其二，中国内外统筹模式日益成熟。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致力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外统筹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外统筹实践历经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以来，中国内外统筹模式趋于成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内外统筹模式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伟大创新实践，全球倡议是其最新创新发展，与中国内外统筹模式形成互构关系。
二、中国内外统筹模式的演进
自古以来，中国在处理内忧外患、致力于实现长治久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内外兼顾的治理传统。先秦“协和万邦”的天下理想、历代边疆治理与互市实践、近代以来以内部改良应对外部压力的探索，均是体现内外兼顾的历史实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与冷战格局，中国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内推进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建设，国内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为争取外部空间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科学分析国际格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判断，同时也是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外部条件的战略考量，体现出内政与外交的联动。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战略空间逐步打开，内外统筹由国家生存安全导向逐步转向为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内外统筹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服务对外开放：内外统筹模式的初步形成（1978—2007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内外统筹随之进入新阶段。国内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市场和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分工、参与多边机制处理内外关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统筹沿海与内地、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发展关系，为内外统筹提供了思想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强调“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入21世纪，“十五”计划纲要部署“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成为国内发展安排的参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一步。中国初步形成以开放促发展的内外互动格局。
这一阶段的内外统筹成效显著。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至2.17万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30亿美元。对外开放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就业扩大与技术进步，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了全国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此时内外统筹主要服务于“引进来”，对外关系以争取有利外部条件为主；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与融入者，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处于积累阶段。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国内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提升，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的风险增加，客观上推动内外统筹模式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应对内外联动：内外统筹模式的制度提升（2007—2012年）
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内外统筹从经验性做法上升为党的纲领性表述。此时，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国内发展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更趋紧密，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谈判等多边场合的参与深度和影响力明显上升。2008年，外部金融动荡传导至国内，内外联动的复杂性日益凸显。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一阶段的内外统筹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稳定器作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多边场合发出有力声音，更为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对内外统筹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国际形象进入关键形塑期。中国持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发展，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由概念倡议向机制建设演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由参与者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者与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内外统筹的深度与制度化水平持续提升。
（三）贯通两个大局：内外统筹模式的系统成熟（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阶段，中国发展迈入由大向强的关键时期。内外统筹实现从理念到制度、从局部到整体的跃升。2013年，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主张，前者将国内区域发展与对外合作衔接贯通，后者赋予内外统筹全球性价值导向，共同构成新时代内外统筹的实践载体与价值引领。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习近平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内外统筹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体化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议程进入内外统筹框架，内外统筹从以发展为主轴，升级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全局性战略安排。
进入新时代，内外统筹在多个层面同步推进。在总体层面，中国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持续扩大在联合国平台、气候变化、发展合作等领域的制度性参与，在全球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合作、地区冲突调解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持续增强。在发展层面，截至2025年12月，中国与15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约占全世界的78.6%，覆盖与中国建交国的84.6%；截至202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倡议到运营，已批准360个项目，融资总额超690亿美元，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丝路基金承诺出资额超280亿美元，投资项目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理念层面，全球倡议相继提出构成面向全球的系统性公共产品体系。全球治理倡议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系统的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处于世界百年变局之中，内外统筹局面错综复杂、交织变化，内外统筹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与安全保障的整体布局中不断走向成熟。
三、中国内外统筹模式的运行机制
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内外统筹模式形成稳定、有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内外统筹以自主立本夯实国内发展基础，以协作共赢拓展伙伴网络和国际合作空间，在实践反馈中以持续迭代校准认知、提升能力，三个环节相互贯通、层层递进，形成由内到外、从知到行的运行逻辑。
（一）自主立本，由内而外奠定统筹基础
自主立本是对自身能力与外部形势的主动把握，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夯实根基。内外统筹的前提是自身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只有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在外部冲击面前保持定力，在国际合作中拥有底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培育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与人才资源优势相互支撑的综合发展基础。进入新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内生根基的核心支撑。面对外部技术封锁，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在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等领域实现国产化突破，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高速铁路、5G通信等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截至2025年底，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超过6000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产业结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加快转型。二是系统谋划。有效的内外统筹有别于应急式的内外反应，是基于长远战略目标的系统谋划。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外部科技封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挑战，中国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走在全球前列。“十二五”规划纲要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写入国家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内外统筹重要性逐步提升，内涵持续丰富。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统筹”一词出现94次，统筹思想贯穿其中，部署落实全球倡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内外统筹的目标设定越来越清晰、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以五年规划为制度载体，将阶段性发展任务与长期战略方向有机衔接，形成超越具体政策周期的战略连贯性。三是主动“塑势”。中国将国际格局演变与潜在风险变化置于战略研判之中，识别战略机遇与影响空间，将有限的战略资源集中投入可为、可塑、可引领的议题领域。2021年，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将国内深化改革开放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相衔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中国在数字时代的发展空间已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数据、算力、算法和平台治理成为影响内外统筹能力的新变量。中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基于国内数字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塑造。
（二）协作共赢，由己及人拓展合作网络
基于自主立本，中国在夯实自身发展基础的同时，通过平台建设扩大国际合作，把自身比较优势和治理经验转化为共同发展成果，在开放合作中拓展外部空间，形成协作共赢。一是利益共容。有效的国际合作建立在对合作方真实需求的理解之上。湄公河流域五国面临水资源管理、互联互通等共同发展需求。2016年，中国倡导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将国内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流域国家需求对接，合作从水资源议题延伸至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等各个领域。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先后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等合作方案，精准对接非洲最迫切的发展领域，助力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粮食短缺、人才不足三大发展瓶颈。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注重资源投向、合作节奏与项目承载能力的匹配，通过中老铁路等标志性工程和菌草技术等“小而美”项目，回应共建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扩大就业和提升民生的现实需求。资源的统筹配置将内部能力与外部需求有效衔接，使对外合作在规模、效益和风险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二是互利共赢。中国对外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202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双边贸易额达7.55万亿元，同比增长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6%，双方均从中受益。截至2025年10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86万列，运送货物1170万标箱，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开辟了联通亚欧、辐射东西的发展格局。2026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的国家。三是协同增效。中国依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将中国方案嵌入既有国际合作机制，形成多边合力。2016年，中国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设定为峰会主题，推动各方在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将中国国内经济治理经验融入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深化发展，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将国内发展融资经验提升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性合作工具，合作议题覆盖至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
（三）持续迭代，知行合一驱动模式升级
内外统筹的生命力在于从实践中学习、在反思中迭代，形成知与行相互促进的上升过程。从系统观念来看，中国内外统筹模式的持续迭代，在于将国内发展与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认识和把握。因此，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影响世界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国内政策会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相应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博弈复杂化等外部变化，也在深刻影响中国国内发展的路径与节奏。基于系统性认知，“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方法贯穿国家发展过程，回应时代变化的现实要求。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使中国内外统筹模式具备自我完善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调整合作策略，更加注重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东道国的承受能力和当地民众的实际获益，推动对外合作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优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的内外统筹奠定能力基础。另一方面，创新理论指导实践。2020年，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对外开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判断，进而指导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内需、产业链安全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正是内外统筹的理论命题。
四、中国内外统筹模式的全球倡议实践
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近年来，习近平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框架。全球倡议既面向全球性问题，也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既体现中国对世界变局的系统判断，也展现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贡献为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全球倡议的提出与推进，推动中国内外统筹模式不断深化发展。
（一）统筹两个大局与全球倡议的目标指向
全球倡议是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目标框架下展开的系统性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规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方向和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时代背景。统筹两个大局锚定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方位坐标：对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成就和治理能力为支撑，两者在同一战略框架中相互校准，共驱发力。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表明，要“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十余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体系，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平台，以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逐步形成目标、路径、支撑相互配合的实践框架。
（二）全球倡议是内外统筹模式在全球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领域的深层矛盾集中显现，全球倡议的提出正逢其时。一是2021年9月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面对全球经济增长压力上升、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滞后的现实情况，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六大原则，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拓展到丰富实践，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100多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近百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开展合作项目1800多个，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二是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和平稳定秩序的诉求。截至2025年底，全球安全倡议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核心理念写入140多份中外双边和多边文件。三是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三年来，全球文明倡议从夯基垒台走向积厚成势。2024年6月，在中方倡议下，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2025年7月，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代表齐聚北京，出席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和《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四是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近年来，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完善，得到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与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与维也纳先后成立。
（三）全球倡议体现为内外统筹模式下的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通常指跨越国界、惠及广泛国家和人群的理念、机制、规则、资源和政策安排，其基本特征包括受益的开放性、参与的包容性和影响的外溢性。全球倡议是中国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发展理念、治理经验与实践能力，转化为回应全球共同挑战的公共产品。长期以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高度依赖少数西方大国和既有国际机制，存在供给不足、分配失衡、代表性欠缺等问题。全球倡议以新的理念、机制和行动补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拓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规则建设的空间。中国在减贫、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处理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经验来源和能力支撑。中国的内部治理经验通过全球倡议实现知识化、机制化和国际化，外部合作需求推动中国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和全球治理参与能力。作为中国内外统筹的创新实践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全球倡议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总体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相互衔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文明多样性是合作的前提，治理改善是发展与安全的制度基础。全球倡议在中国快速发展与参与国际事务的整体框架中形成有机体系，对内战略目标与对外合作方向相互支撑。二是发展性。全球倡议的提出保持“成熟一个、提出一个、发展一个”的内在节奏，每一项倡议的提出，都与中国发展阶段、国家能力和外部环境变化相契合。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国发展能力的增长，这一体系将继续丰富发展，在其他全球性议题领域产生新的倡议。三是实践性。全球倡议不止于理念倡导，更是落实为可感知、可评估的现实行动。在发展领域，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机制持续运行升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支持20多个国际组织，在60多个国家实施180 余个项目，受益人数超过 3000 万；在安全领域，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发起“和平之友”小组，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斡旋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北京宣言》，推动缅甸冲突相关方开展多轮和谈；在文明领域，良渚论坛等文明对话平台陆续建立，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在治理领域，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历史性扩员，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建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40多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全球倡议通过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具体实践，将内外统筹的理念落实为实际行动。
（四）全球倡议与内外统筹模式的互构
全球倡议是内外统筹模式的实践体现，同时也推动内外统筹模式的深化和发展。一是内外统筹议题联动。在全球倡议提出之前，中国的内外统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领域。随着全球倡议的提出，内外统筹的议题从经济领域发展至更综合的领域。每一项倡议都与国内治理议题同频共振，全球发展倡议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呼应，全球安全倡议与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相衔接，全球文明倡议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贯通，全球治理倡议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配合。内外议题的系统对接，形成内外统筹多领域协同的新局面。二是内外统筹能力的升级。在全球倡议的推进过程中，部分国家可能持观望态度，落地项目可能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国际舆论中也可能存在误读与质疑。这些挑战对内外统筹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更加注重讲好倡议故事，通过发布概念文件、举办高级别对话等方式增进国际社会对倡议的理解与认同；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合作条件和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调整合作方式，推动项目质量提升；更加平衡“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兼顾国际责任与自身发展。挑战催生调整，调整孕育能力，内外统筹模式不断完善成熟。
五、结论
中国的大国成长是内外融通、合二为一的整体统筹进程，全球倡议是中国日益成熟的统筹能力在新时代的集中表达。一个大国的发展是持续演进、阶段性与开放性并存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内外统筹，统筹能力和统筹水平直接影响大国发展的质量与走向。分析内外统筹模式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实践来源和理论资源。近年来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与发展有助于在“知内”与“知外行外”的内外贯通中形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认知。
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进行时”，正如习近平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所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是中国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是内外统筹模式走向成熟的根本方向。
本文刊载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