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国外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示四位军队老帅研究中国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老帅们使用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认为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指出美苏之间的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而中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盾。换言之，塑造世界政治最强大的力量是美苏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据此做出调整。他们建议毛泽东“打美国牌”——即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促成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
近60年后，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再次处于变动之中。今天，决定全球未来的三个地区是中国、欧洲和美国。用当年为毛泽东提供建议的老帅们的语言来说，中美矛盾显然是最大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面临着深层次的经济纠纷、零和博弈的技术竞争，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发生危险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次要明显的矛盾存在于中欧之间。毕竟，欧美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安全联盟。它们还拥有深厚的经济联系。2024年，美欧双边贸易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中国与美、欧两大力量的贸易总额之和。在过去十年中，欧洲在对华强硬政策上也始终与美国保持着协调；2019年，欧盟宣布中国为“制度性对手”。
如今，欧美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使这一假设受到了质疑。尽管欧美纽带看似持久，但对欧洲而言，与美国的矛盾最终可能远比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挑战更危险。特朗普政府激进的民族主义威胁到了欧洲方案本身。不过，由于当今中、欧、美之间的三边关系比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更为错综复杂，欧洲无法“打中国牌”来加速全球关系的重置，并履行其作为多极世界支柱之一的角色。
没那么简单
自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对美欧纽带发起挑战的迹象日益增多。美国对欧洲实施单边关税，向丹麦索要格陵兰岛的主权，并允许官员在欧洲国内选举中公开支持右翼政治人物。2025年，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宣布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裂痕。万斯声称，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具体的政策问题，还在于根本价值观。美国正转向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现实主义和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而大多数欧洲政经精英以及知识分子则继续拥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多边主义。跨大西洋矛盾正在迅速上升，并似乎正变得结构化。
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退缩，使中欧在多边合作上拥有了更多共同点。双方都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且是其最稳定的财政支持者。它们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双引擎。双方都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在监管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并反对美国将关税武器化。在伊朗和加沙战争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之间的差距也小于它们各自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对于中欧而言，美欧之间日益增长的疏离感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中国可以“打欧洲牌”，或者欧洲可能需要“打中国牌”来反推美国，就像中国在70年代初对抗苏联那样。然而，尽管出现了契机，中欧关系却未能得到改善。
中欧关系仍受困于俄乌冲突。欧洲认为这场战争事关自身存亡，而中国自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俄罗斯。双方之间还存在经济上的不对称。中欧互相指责对方限制企业进入各自市场。欧洲坚称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工业政策给予其企业不公平的优势。此外，将经济手段越来越多地用作国家安全的工具（如中国控制关键矿产出口的措施），使欧洲供应链变得脆弱。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对中国在乌克兰或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缺乏进展感到沮丧。
中国政策界对欧洲的失望情绪也在蔓延。中国战略家和决策者察觉到，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冲动，不是要重新平衡其与中、美的关系，而是在口头上对中美两国都保持强硬姿态，在行动上则仅针对中国强硬。例如，当美国威胁丹麦（一个欧盟及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岛的主权时，欧洲国家仅象征性地派遣了数十名士兵到该岛执行侦察任务。然而，欧洲却继续批评中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所谓强制措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多次“不远万里”地向这些地区派遣军舰，以释放它们对航行自由的关切信号。许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在加沙和伊朗战争上的立场也过于软弱。他们认为欧洲软弱且虚伪，而非重置全球关系的希望所在。
2025年7月，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访华，会晤气氛冷淡。峰会唯一的可见成果似乎是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模板式”联合新闻声明。双方重申了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并强调了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对许多中欧分析人士而言，这段关系未来还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在治理方式上正变得更加趋同。北京和华盛顿在其阐述的发展目标中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中国追求民族复兴，而特朗普寻求“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对强大行政权力的偏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接近中国；两国政府都制定了干预性的工业和技术政策，试图赢得创新竞赛。当然，理念上的趋同不等于战略上的接近，但随着两国竞争加剧，看到中美在世界观上的汇流是值得注意的。
尖锐的矛盾
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实力这一个层面的竞争）不同，当今的中、美、欧三角平衡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全球议程、社会经济纽带以及国家间关系。
在全球层面，中欧最为一致，因为双方都支持多边机构并关注气候变化等国际挑战。在经济和社会纽带层面，欧美之间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联系仍然强大。它们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这是中国与美欧任何一方的关系都无法复制的。
在国家间关系层面，中美陷入了激烈的经济和战略竞争，但世界观却日益相似，并正试图寻找稳定关系的路径。特朗普及其高级顾问暗示，他与中国领导人可能在2026年举行多达四次双边会晤，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面对面交流频率。中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要少得多。然而，当关于全球治理的高调言论转化为具体政策时，双方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在支持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的政策上。与此同时，由于在格陵兰岛、贸易和伊朗战争上的摩擦，美欧关系正变得日益疏离。
在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三角关系中（大国主要在单一维度上博弈），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利用与一侧的联系向另一侧施压。但在现在这种跨越多个层面的结构中，一个领域的杠杆很少能转化为所有领域的杠杆。例如，中国无法轻易利用欧洲对抗美国，因为其在全球层面的契合无法超越横跨大西洋的社会纽带。欧洲也无法打出“中国牌”，将北京完全作为对抗美国的战略制衡力量。
尽管对欧洲表现出敌意，美国并不希望失去这个大洲。今年2月，在万斯慕尼黑演讲一年后，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同一会议上发表了调门显著不同的讲话，他谦逊地宣称“美国是欧洲之子”，在场的欧洲代表们起立鼓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现场，人们能轻易感觉到许多欧洲人正在等待来自华盛顿的积极信号，这就是为什么鲁比奥的演说在听众中如此受欢迎。
虽然鲁比奥的话听起来令欧洲人宽慰，但实际上他提供的出路对欧洲却是致命的。与以往诉诸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政府不同，鲁比奥强调美国和欧洲属于西方文明，共享基督教信仰，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当他列举西方文明当中那些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探险家时——他们清一色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幽灵正在会议大厅中游荡。欧洲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如果欧洲同意鲁比奥的号召，用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将荡然无存。如果欧洲同意拥护国家主权而非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机构，那么欧盟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看，中欧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关于具体问题的分歧，而美欧之间的分歧则涉及欧洲身份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欧矛盾远大于美欧矛盾。但鉴于万斯和鲁比奥向欧洲人展示的世界观，情况已不再显然如此。中欧紧张关系主要关乎物质利益，而美欧分歧则关乎灵魂。
欧洲的选择
欧洲最终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变化的矛盾。如果它想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独立的一极，欧洲国家必须选择围绕自由主义的共同理念并变得强大且团结，而不是走向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引发的碎片化。唯有一个强大且坚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才有足够的力量在中、欧、美三角关系中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相比之下，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欧洲，可能会导致这个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因为欧洲将被极大地削弱。
但欧洲拥抱自由主义的前景不容乐观。正如中国战略家在远处观察到的那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自由主义国家未能解决其内部问题，反而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它很容易演变成文化界线分明的文明冲突（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中所述），或是潜意识里的种族隔离，这将进一步撕裂全世界的国家。毕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城邦的动物。通过文化、语言甚至外貌将彼此区分开来，往往比在困境中寻求团结更为容易。
今年5月，北京预计将接待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问。尽管中、俄、美之间经常意见不一，但中国领导人可能感到更容易理解他们及其战略逻辑。相比之下，处理与欧洲的关系经常让北京感到困惑和受挫。中国希望欧洲成为变革中的全球秩序的一大支柱，以进一步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然而，要作为一个真正的“极”发挥作用，欧洲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防务开支这种“肌肉”。它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灵魂。
本文2026年4月17日首发于《外交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