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3月18—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德国、瑞士、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与政策研究人士参会，就国际秩序演进、大国关系走向、地区安全挑战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自今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论坛公开环节的精彩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今天的主题是“青年视角：感知秩序转折”。

主持人周建成：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本次论坛。我是周建成，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同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聚焦青年一代，邀请清华、北大及国际交流领域的年轻学者，他们不仅观察国际秩序演变，更在质疑、分析并尝试重新想象未来。本场对话嘉宾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生、清华大学战略青年秘书长樊景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硕士生康白克（Blake Kravitz），清华大学学生张公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曹一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员黄瑛。

当今全球秩序是多重秩序交织的网络：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日益碎片化，数字技术正重塑全球联结，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首先想请问各位，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当前的国际局势？

康白克（Blake Kravitz）：当下最贴切的关键词是“复杂”，世界正变得日益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尚未找到有效应对之道，因此更需要通过对话分析问题、寻求共识。

黄瑛：我选择“不确定性”。当下看似有诸多潜在的选择机会，但我难以判断如何取舍，也无法预知每一种选择的结果。不过，正是这份不确定性，反而激励我更勇敢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而非被固有认知束缚。

曹一凡：我的词是“过渡”或“转型”，我们正身处一个持续变动的世界。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传统国际格局根基犹在，冷战时期的“威慑”“遏制”等思维模式余温尚存；同时，世界又在缓慢向多极格局发展，新秩序的建立仍需时间。我们难以清晰定义当下，更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人们对历史全貌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历史发展本身，这意味着这场转型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更为深刻、剧烈。

樊景月：我认为“转折”一词同样能精准描述当下的世界状态，我清晰感受到全球秩序的剧烈变动，这种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令人不安。虽然这并非青年独有，但年轻一代未来的道路很长，当下的职业与人生选择因此变得更不容易。技术进步与全球秩序变动不断冲击并重塑我们的认知边界，曾经被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长理念，如今也因人工智能和国际局势变化受到挑战。

张公乐：我的关键词是“机会”。人工智能虽能承担大量翻译工作，但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尽管世界充满危机与问题，但我认为人类在跨文化沟通领域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即便在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我们依然能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语言学习教会我最重要的能力是“同理心”，即理解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也是青年一代应对世界失序的核心指导原则。在当前国际秩序动荡的背景下，各国均面临自身发展难题，更应秉持同理心，理解彼此的立场与诉求。

主持人周建成：黄瑛，你曾组织过Z世代的国际对话，你们这代人如何理解“安全”，又有哪些问题是资深人士容易忽略的？

黄瑛：过去几年，我参与组织“中美青年对话”，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各国青年首先都是普通人。我们的对话往往从个人生活、学业、求职等更基础、更贴近现实的层面展开，而非直接从地缘政治等宏大议题切入。

我们同样重视安全，但对“安全”的定义与资深人士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传统安全议题，我们也很关注心理安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以及渴望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比如，我一位好友曾立志成为国际公务员，却因感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正在被削弱，最终放弃了这一理想；身边一些同龄人也因国际交流与其职业规划无关，选择退出各类国际对话活动。这让我反思：我们是否未能为青年提供足够“安全”的表达空间。

过去一年，我与各国青年交流时，大家频繁提及“政治抑郁”。这份无力感使许多人逐渐对国际事务失去兴趣，甚至放弃相关领域的职业发展。这些同龄人不乏才华横溢者，可能成为未来的青年领袖，若这代人都选择退出国际交流，那么未来的世界走向，确实令人担忧。

主持人周建成：肯尼迪总统曾说“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登月成功的精神内核。我理解部分年轻人选择放弃国际交流，但很欣慰看到台上各位仍在逆流而上。樊景月，你认为年轻人是否比上一辈对未来更乐观，尤其在中美关系层面？

樊景月：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若选择放弃，便失去了改变世界的可能，青年必须承担起时代责任。尽管我有时担忧被时代抛下，有时又担心步伐过快而看不清前路，但焦虑过后仍需充满希望，因为世界发展的方向终究由我们这代人决定，只要保持立场、获得能力以采取行动，就能带来积极改变。

对我而言，保有希望、坚持做正确的事至关重要。年轻人常被前辈评价为“太天真”“不成熟”，但这恰恰是我们最宝贵的特质。在被世界磨合成现实主义者之前，这份理想主义的“天真”鼓励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我们组织青年对话、青年边会就是这种努力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主持人周建成：你们均为清华、北大的学生，若未进入顶尖学府，你对中美关系的希望会更多还是更少，顶尖学府的经历是否让你对未来更有信心？

樊景月：我的答案是复杂的，我常在希望的两端摇摆。坦诚而言，我们无法代表所有同龄人，我们尝试代表青年一代发声，但也担忧资源优势带来的认知偏差。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认识到我们拥有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交流，这些优势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虽无法代表所有青年一代，却仍需积极尝试通过自身行动塑造青年共识。

主持人周建成：康白克，你和身边同学的信任建立在何处，是制度、社群、技术还是媒体？

康白克（Blake Kravitz）：在中国的求学经历让我明白，信任并非来自头条新闻，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也并非能从新闻中完全洞悉，信任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

每次来中国，我都会带着具体项目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建立新的联系，这些经历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的窗口，而信任正是在与这些人的相处中逐步建立的。于我而言，最值得信赖的始终是身边的家人、朋友，以及朝夕相处的同行者。

2018年高中时，我因参加明德学院的语言课程第一次来到中国，彼时我对美国高中生来华留学的路径一无所知，纯粹的好奇心驱使我探索这个与我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国家，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大幅提升了我的语言能力，奠定了我对中国的早期认知与研究兴趣。

疫情前后，我重返中国的原因有所不同。疫情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大多来自新闻报道，其中充斥着刻板印象，而我疫情前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后续的研究体验，让我希望能以自身经历为基础，帮助美国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

主持人周建成：你遇到过中国人对美国的哪些刻板印象，又是否尝试去改变？

康白克（Blake Kravitz）：最常见的刻板印象是对美国安全状况的误解，很多中国人会问我美国是否特别危险、民众是否普遍持有武器。事实上，美国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环境相对安全，在各地旅行通常不会遇到危险。中国的安全环境令人称道，但美国也并非如部分人想象中那般混乱。我始终鼓励人们亲自去美国走走看看，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打破刻板印象，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

主持人周建成：张公乐，你在清华参与了大量学生交流活动，以你的经验，当中美青年从“讨论彼此”转向“与彼此讨论”时，最先发生的改变是什么？

张公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曾参与诸多国际对话，发现美国青年学生对经济合作、军控、气候变化等宏观国际议题有深入研究，能侃侃而谈，但在组织中美青年对话时，我发现美国同学同样渴望了解中国学生的真实生活，比如日常饮食、学习模式、生活状态等。

经过深入交流，我们会发现彼此有诸多共性：都喜欢麦当劳，都要面对作业的截止日期，都有平凡的生活与朴素的追求。这是中美青年交流中最直观的改变，我们会先意识到彼此都是普通人，拥有诸多共同的特质与乐观的生活态度。而这份共性是国际交流的基础，若能将这份共鸣延伸到军控、公共卫生等宏观议题，将极大推动中美青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主持人周建成：所有深入的国际交流，都源于对彼此日常的好奇。曹一凡，你们这代人大多成长于一个数字平台塑造身份认同、人际联结乃至地缘政治的时代，你认为科技让这个世界是变得更紧密联结，还是更具割裂分散？

曹一凡：数字平台与技术转型带来的结果并非单向的、二元对立式的“更强联结”或“更趋碎片”，我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并行发生的。

一方面，互联网催生了大量的亚文化公共空间，人们得以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随时随地分享信息、交换观念、展开对话。因此，恰恰是这种看似“碎片化”的“多元化”创造了联结之可能，为跨文化理解和全球合作提供了新的形式；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数字平台和科技也可能加剧世界的极化趋势。算法有意或无意制造的“信息茧房”效应进一步放大本就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的认同。数字鸿沟、数据安全、平台竞争等议题在地缘政治语境下越来越容易被“泛安全化”，加剧国家间的安全焦虑和对立情绪。

故而科技既让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也在制造新的隔阂与分裂。因此决定世界走向的并非技术本身，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管制技术的规则以及指导技术发展的价值框架。

主持人周建成：人工智能正重塑世界，各位对人工智能的期待是什么，它对中美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

黄瑛：我希望人工智能能成为高效的助手。目前我也在持续使用和训练GPT、DeepSeek、OpenClaw等AI模型，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工作与学习效率。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只能来自我的内心世界与长期的实践学习。同时也期待人工智能能承担复杂、繁琐的基础性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到更具创造性的事务中。

樊景月：在人工智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年轻一代与上一辈的见解可能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之中，观察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思考应对之策，在这一议题上，我们属于同一代人。若说有不同，那便是年轻一代对人工智能的忧虑与焦虑更为剧烈，这种情绪也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职业与人生选择。

张公乐：作为研究生，人工智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比如能快速搜集整理全球时事新闻，让我节省大量时间，聚焦于东南亚、非洲研究等核心兴趣领域。但同时也发现，人工智能存在一定的偏见，不同AI模型对同一问题的信息搜集结果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判断，未来如何规避人工智能的偏见，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主持人周建成：有什么上一代人对世界持有的观点是你们这一代人不再认同的？

曹一凡：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背景中提出、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此种秩序将永续存在。但如今，全球关税、中东战事无不昭示着所谓自由民主秩序很多时候实为帝国做派或霸权行径的托词与掩饰，其吸引力和公信力在持续消弭。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南方的崛起，人们在多极化的世界中越来越多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国家拥有多元的道路选择和发展可能，能以与西方世界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实现文明与繁荣，这是对传统国际秩序认知的重要突破。

提问者：当前世界变乱交织，请问当前国际形势变局是否对青年群体的认知及未来选择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如何引导青年认知，使其对国际形势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此外，如何更好地巩固联合国的核心作用？

黄瑛：当前全球秩序的变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群体的认知方式和职业选择。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对职业发展、安全感和确定性的感受上，甚至会让一些人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产生迷茫。

关于联合国，我认为并不是说它已经完全失去作用，而是其影响力相较以往有所下降，在许多国际问题出现时，已不再天然成为各方首先寄予期待的解决平台，这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客观现实。作为年轻人，我们或许暂时无法改变联合国的自身的发展现状，也难以扭转全球秩序的整体走势。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自身做起，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不确定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国际交流，坚守对国际事务的初心。

康白克（Blake Kravitz）：作为一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我深知当下中美关系充满压力与紧张，目前来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也相对较少，但我始终认为，美国学生来华学习具有重要价值，既能让美国更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也能为中美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这种交流并非单向的“了解中国”的过程。在不断学习和认识中国的同时，我也常常需要向中国同学介绍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某种意义上，这种交流同样是一个双向塑造认知的过程，在互动中不断影响双方对彼此的理解与判断。

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能让我们结交朋友、加深相互理解，清晰认知彼此的分歧，明确中美关系的发展重点，这是对中美官方对话的重要补充。

相较于官方交流，校园中的非正式互动具有独特价值。学生或许是少数能够在较低政治约束下，围绕敏感或复杂议题进行单程讨论的群体。在课堂之外的日常交流中，这些对话不以立场或利益为导向，而更接近真实想法与直观判断。在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逐渐理解他们如何看待中美竞争、关注哪些核心议题，以及他们对双边关系的不同判断。

对于人们如何思考、辩论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些内容如果不亲身处于其中，是难以真正把握的。因此，这种学生层面的非正式交流，在更深层次上塑造了彼此的认知方式，为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民间基础，对其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主持人周建成：几天前我们在成都接待了美国高中生代表团，活动中看到了中美青年的坦诚交流、严谨的学术精神，以及真挚友谊的缔结，这让我们更加坚信学生交流的重要性。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青年一代对中美关系的贡献能力，远超以往。

我们必须摒弃非黑即白的认知思维，世界并非只有竞争与合作、碎片化与秩序两种选择，当下的世界更为复杂微妙。我们无需刻意继承或锚定某一种国际秩序，而是要学会以发展的视角理解世界。世界在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应随之变化，这正是我们身处秩序转折点的核心内涵。

整理：汪悦如

审核：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