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8—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德国、瑞士、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与政策研究人士参会，就国际秩序演进、大国关系走向、地区安全挑战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自今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论坛公开环节的精彩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今天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

主持人周建成：本节讨论的议题不仅关注如何改善当下的中美关系，更在思考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即便中美关系陷入低潮，双方仍维持着总体向前的接触趋势。然而，当下的局势愈发复杂且充满变数。一方面，中美在应对全球挑战、管控共同风险及经贸往来方面依然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双方对彼此的战略论述及竞争预测却日趋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交层面，双边关系中的诸多议题已被高度“安全化”。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失去向好发展的空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手。这种社会认知是否会倒逼政策制定？双边关系在未来是否可能实现持久的稳定？这种稳定又将呈现何种面貌？

本场对话的嘉宾是该领域深耕多年的资深专家，他们曾深入参与政府决策、学术对话及机构运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教授刁大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女士，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女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台研究所所长邵育群，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专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大校。

我们将共同探讨当前中美关系的塑造方式及未来预期。首先请教周波先生：如果说双边关系开始“好起来”，其具体内涵是什么？是互信的增加，还是误判风险的降低？

周波：坦率地说，对于双边关系是否必然向好，我持谨慎态度，尽管这符合各方的共同愿望。展望未来，形势依然难以预测。我更倾向于用“竞合”（coopetition）来界定当下的双边关系，这种竞争中既包含合作，也存在对抗。

从比例上看，竞争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衡量中美实力对比，美国在综合国力上仍具优势。通常而言，强国往往拥有双边关系的定义权。如果中方致力于合作，而美方缺乏回应，合作便难以达成。尽管双方存在显著差异，但仍拥有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目标：防止竞争滑向直接对抗。

主持人周建成：董云裳女士曾长期担任外交官，在国务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缺乏足够战略互信的背景下，维持政治对话往往面临极大压力。您认为当前保持交流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董云裳（Susan Thornton）：我认为，“交往与接触”已不足以涵盖当前外交领域的复杂努力。中美关系本质上需要长期的动态管理。作为两个利益交织且高度复杂的大国，我们的利益既有重合也有分歧。

在中美关系的起伏中，通过沟通渠道、机制化平台、高层对话乃至元首会晤来“管控”分歧至关重要。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艰难时期。双方似乎已达成共识：必须寻求某种程度的最低限度稳定，以避免局势坠入对抗深渊。而实现这种稳定，本身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协作。

主持人周建成：您是否对近期高层会晤可能的推迟感到担忧？从长远来看，这是否会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变量？

董云裳（Susan Thornton）：实际上，我对此保持相对乐观。今年预期的多次元首互动虽然在时间节奏上有所调整，但我仍期待后续各层级机制的逐步恢复。无论是贸易投资委员会的运作还是其他双边机制，保持合作态势始终是积极信号。

主持人周建成：刁大明教授，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结构性矛盾，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及节奏的影响？

刁大明：纵观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是自2017年以来相对最为稳定的阶段。在这种稳定态势下，美国国内政治虽有波动，但核心变量在于美方决策层对华战略认知的深刻转变。

我赞同前两位嘉宾的观察。过去一年的总体稳定，并非单一维度的表现，而是一系列的叠加：在涉及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如高科技和国际话语权），美方依然维持“脱钩”态势；在经贸等传统领域，双方呈现出“边打边谈”的制衡格局；而在双方均不愿发生冲突的敏感领域，双方通过沟通确保矛盾不外溢。如果今年能实现高层访问及多次良性互动，将为维持这种稳定提供动力，并为中美关系的重启创造积极契机。

主持人周建成：邵育群教授，作为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学者，您如何评估当前学术交流受到的影响？一个更健康的中美关系对学术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邵育群：智库与学术界的持续对话对中美关系很重要，但现状令人遗憾。目前，这种交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例如，部分中国学者入境美国时遭受不当审查，这向学术界释放了极其负面的信号，导致许多学者望而却步。这种担忧是双向的。部分美国学者也因担心安全问题，对来华交流持审慎态度。目前，许多中美学术讨论被迫转向欧洲或中东等地。此外，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不足，许多美国智库同仁也感到迷茫。这种信息差加剧了研究的难度。对我而言，只有亲身前往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通过实地观察美国各界的内部辩论，才能捕捉到那些通过媒体难以觉察的新思潮与政策逻辑。毕竟，这些涉及政府、企业与学界的辩论往往极具戏剧性。

主持人周建成：您近期频繁访美，在出入境过程中是否遇到了实际困难？

邵育群：就我个人而言，目前并未遇到此类问题。

主持人周建成：那么当您的美国同事咨询来华旅行的安全性时，您会给出怎样坦诚且客观的建议？

邵育群：我常会邀请他们来上海参加国际会议或双边对话。虽然说服过程并不总是成功，但只要他们来，我会努力提供一个安全、专业的对话环境。有时我们也会灵活选择对双方都方便的第三地继续交流。

主持人周建成：于洁女士，您在查塔姆研究所的工作涉及广泛的国际对话。从务实角度看，如何为改善后的双边关系奠定可靠基础？此外，经济议题是否已不可避免地被“泛安全化”了？

于洁：谢谢邀请。从伦敦的视角观察中美关系，我们发现有两个以“C”开头的单词定义了当下的局势。

第一个词是“困惑”（Confusion）。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及国际政策不仅让中国和亚太地区感到困惑，其欧洲盟友同样深感不安。这种不确定性渗透到了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

第二个词是“期待”（Calmness）。这种期待指向一种镇静的状态。无论是在战略竞争还是其他领域，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之间能维持一种冷静、成熟的大国关系，这应成为未来双边发展的基调。

关于经济“泛安全化”，我们需要承认，中美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当前两国似乎都倾向于将这种高度的相互依存视为脆弱性而非优势。在欧洲看来，经济议题正被重新定义为“经济安全”，其背后反映的是对经济繁荣缺失的焦虑。这种宏观心态的转变是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的。

主持人周建成：查塔姆研究所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您看来，英国如何在内政变动与国际变局中定位其在中美关系间的角色？

于洁：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重要的多边交汇点，始终致力于发挥其中介作用。事实上，第二轮中美经贸谈判就在伦敦举行。对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他们自认为是“大规模的中等强国”，不希望全球秩序仅由大国界定，而是希望通过发出中等强国的声音来表达其政策偏好。

主持人周建成：谈到管控关系，我们似乎已习惯于管控矛盾而非规避矛盾。董女士，您对此有何看法？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当前，国际秩序似乎正处于一个僵滞的转折点。虽然各界都在讨论机制改革，但缺乏实质性的推进。这不仅涉及制度瓶颈，更关乎政治勇气。

遗憾的是，我们在国际空间中鲜见富有勇气的战略倡议。新冠疫情对国际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削弱了改革动能。面对此类全球性危机，由于缺乏卓越的领导力，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并不成功。我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希望他们能将崭新的思维与活力注入体制，推动实质性的变革。

主持人周建成：疫情留下的印记深远。除了公共卫生，还有哪些领域可以成为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挑战的突破口？

董云裳（Susan Thornton）：癌症研究与人工智能是极具潜力的赛道。过去十年，中美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曾富有成效，但如今这种势头已被削弱。在AI领域，中美各具优势。若能将AI应用于医疗健康，将极大地造福全人类。

主持人周建成：同时还有儿童安全等跨国社会问题。

邵育群：的确，在社交媒体时代保护儿童已成为国际共识。在人工智能、外太空、深海及网络安全领域，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但最大的障碍在于“安全化”趋势。受竞争心态驱动，许多美方人士在讨论科技与医疗合作时，往往先入为主地代入安全视角。这种过度安全化的心态阻碍了两大国履行其应尽的国际责任。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这正是我强调“领导力”与“勇气”的原因。

邵育群：另一个积极信号是，近期美国部分技术界人士已明确意识到，中美实现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尽管这些新思维转化为政策仍需过程，但至少辩论正在发生。

主持人周建成：周波大校，您曾有丰富的军旅经历，且目前在国际舆论场十分活跃。从安全与防务的角度，您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失序？

周波：关于西方常谈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我持保留意见。所谓二战后由美国建立的这一秩序，实际上经历了冷战爆发、非殖民化运动、不结盟运动、苏联解体及中国崛起等多次重构。其真正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时间非常短暂，仅存在于苏联解体后至中国崛起前的15年左右间隙。

对于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填补权力真空”，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概念。中国并非在效仿美国的扩张路径。中国的行为逻辑始终植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和平共处外交传统。例如，中国在维护自身对外政策原则的同时，积极参与并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成为维和力量的重要贡献者。

主持人周建成：刁教授，有观点将未来的元首互动解读为“战术性缓和”而非“战略性转向”。您认为一次真正成功的高层会晤应具备怎样的深远意义？

刁大明：若能实现高层互访，将是对双方已达成共识的有效落实，能显著提振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的信心。从中美建交的历史跨度看，维持高层互动的连续性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我不建议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判现状。我们务实的目标应是“保持有韧性的稳定”。在经贸领域维持沟通，在敏感领域严防外溢，并延缓在关键领域的脱钩速度。

这种稳定提供了一个平面，让双方有空间重新思考：“我是谁？”“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中美关系符合未来十年的长远利益？”这关乎“第一粒纽扣”的战略认知问题。只有在稳定的预期下，中美才能共同探索出一条对彼此、对世界都最为有利的相处之道。

主持人周建成：于洁女士，对于这种基于“稳定”而非“好转”的定位，您是否认同？

于洁：我基本认同刁教授的谨慎用词。中美关系目前并非处于战争状态，而是一种“低烈度竞争”。因此，用“稳定”而非“停战”来描述更为准确。只要高层能坐下来对话，无论时间点如何调整，其本身就是对双边关系的重大利好。正如近期英中高层外交渠道的重启，沟通本身就是应对困惑、建立预期最有效的方式。

主持人周建成：董女士，在您的政策制定生涯中，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元首外交具有怎样的价值？它如何影响工作层面的决策？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视觉叙事具有独特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复杂的决策体系中，各机构需要明确的战略指引。一张两国元首并肩站立的照片，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告诉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维持这一关系是领导人的优先事项。

对于普通美国民众而言，这种叙事同样重要。公众对外交政策的认知往往是碎片化甚至非黑即白的。元首会晤发出的公开声明，能有效抵消这种模糊感，引导公众看到双边关系中积极、合作的一面。

主持人周建成：最后请教邵教授和周大校：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对谈判筹码的过度自信？尤其在芯片管控与稀土出口等硬实力博弈中，最大的误判风险是什么？

邵育群：历史证明，中美关系具有极强的韧性。尽管关税战等极端手段曾引发广泛焦虑，但双方作为理性的行为者，都清楚双边关系的天花板与底线所在。目前，没有人想击穿底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寻找能驱动关系向前的积极推力。

周波：我认为，美国过去确实存在过度自信，但这种心态正随着其国内制度的问题而消解。中方的稀土反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出我们在硬实力对抗中也拥有战略工具。

在这种竞争中，胜负取决于两点：一是哪一方犯的错误更少；二是哪一方能动员更多的第三方。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各国已不再盲目选边站队，而是根据具体问题选择立场。这种基于具体议题的灵活性，要求中美在提升软实力与争取民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董云裳（Susan Thornton）：我完全赞同。谁能避免重大错误，谁能赢得民心，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我们不应将中美关系简化为纯粹的竞争，而应明智地分配资源，通过协调与合作解决关乎下一代福祉的全球性命题。将资源过度消耗在竞争中，而忽视了人类面临的真正挑战，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

整理：张馨之

审核：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