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副研究员孙成昊接受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播客节目ReCentered专访，围绕国际秩序、中美欧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阐述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秩序进入“转型加速与结构性断裂交织”的新阶段

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关于世界是否正经历“断裂”（rupture），孙成昊表示，在西方语境中，“断裂”往往隐含对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焦虑，包括多边机制弱化、规范约束下降以及大国权力政治回归等，而当前动荡更像是长期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显现，而非一个稳定秩序的突然崩塌。

孙成昊认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贸易摩擦与技术管制，再到疫情冲击，这一系列事件不断强化各方对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认知。因此，当前局势既是长期权力转移的延续，也是原有稳定机制加速失灵的表现。

中国并不“欢迎断裂”。中国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若国际体系走向阵营对抗与全面碎片化，将同样给中国带来风险。当前国际秩序事实上是“转型与断裂并存”，真正的不稳定性恰恰源于旧机制衰退快于新机制生成。

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的作用也受到关注。孙成昊并不否认中等强国的重要性，但对其能否形成统一战略联盟持审慎态度。现实中，各国更倾向于“战略对冲”而非结盟，其作用更多体现在应对大国对抗压力、延缓阵营化趋势，而非构建一个稳定的“第三极”。

孙成昊还结合今年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观察表示，各方普遍存在“结构性的不确定感”，美国在调整其领导方式，欧洲寻求更大自主性，中国影响力上升，中等强国则倾向于对冲而非结盟。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体系可能进入“权力分散但责任不清”的阶段。未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谁主导世界”，而是主要大国能否就最低限度的共处规则达成共识，以避免竞争滑向失控。

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推动调整，而非构建替代体系

在回答中国是否试图构建替代性国际秩序的问题时，孙成昊表示，中国的全球利益确实日益广泛，但这并不等同于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全球霸权。

孙成昊对“势力范围”概念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使用“多极化”和“全球治理改革”等表述。从实践来看，中国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替代性制度蓝图，而是通过参与与塑造现有体系，从内部推动调整。

孙成昊认为，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深化对多边机制的参与，并通过新平台补充现有体系；二是在规范层面强调主权与发展权的重要性，推动规则适用方式的再平衡；三是在经济与技术治理领域更加主动参与标准制定。

同时，中国并不愿成为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而更倾向推动构建一种权力分散、责任各有分担的多极体系。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中。中国对外合作强调现代化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这既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也契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对这些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并非在中西之间“选边”，而是拓展其自身发展选择与战略空间。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体现美国“选择性主导”的再校准

围绕特朗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孙成昊认为不能将其视为美国“收缩”，而更倾向理解为美国在国内约束条件下对霸权方式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明显偏离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路径，更加强调主权、安全优先和交易主义逻辑，并将西半球置于更优先位置，同时以更具条件性的方式处理盟友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主导地位，而是重新界定其权力投射的范围与方式。

孙成昊认为，可以把这种变化理解为“选择性主导”或“再校准”。美国虽减少了对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投入，但在着力强化关键领域能力建设，包括完善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机制与构筑供应链安全。这意味着美国并非“做得更少”，而是“做得更集中、更工具化”。当前美国已将“竞争”确立为对华政策的核心逻辑，这意味着对华竞争将更具长期性与结构性。

中美欧关系呈现竞争背景下的“可控互动”与“有限合作”

在中美关系方面，孙成昊认为，当前更现实的目标不是构建所谓“G2”，而是探索一种“共存”模式。这意味着，即便竞争长期存在，双方也应当通过制度化安排防止竞争失控。

他认为，这种共存模式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强化危机沟通与风险管控；二是在气候、宏观经济等领域维持有限合作；三是在科技与产业领域进行“可控竞争”，避免全面脱钩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在中欧关系方面，孙成昊表示，欧洲“战略自主”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但仍受到安全与技术体系约束。对于“去风险”，关键问题在于欧方是否会从有限风险管理扩展为更广泛的对华经济排斥。总体看，欧洲是一个重要但“摇摆”的行为体，这既增加其战略价值，也提高了关系的不确定性。中欧关系更可能保持合作与摩擦并存的状态，复杂但仍可稳定。

人工智能治理在不同路径下的有限趋同与功能性合作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孙成昊认为，欧美和中国在治理理念上确实存在一定差异。欧美更关注“前沿风险”，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系统失控、滥用以及能力外溢的担忧上升；而中国更强调“治理与稳定”，关注人工智能对社会秩序、信息安全与发展目标的影响。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治理传统与风险认知。但在具体领域，双方已逐步出现共识，例如网络安全风险、深度伪造、模型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风险。

孙成昊认为，未来更现实的路径，是围绕具体风险领域率先推进功能性合作，例如建立事件通报机制、明确高风险行为红线、强化人类控制原则等，而非一步到位追求统一的全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