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接受中评社记者深度专访（中评社 杨晟江摄）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深度专访，就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大选、台湾问题等热点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达巍认为，从意图上、能力上、动机上中国都没有准备要建立一个替代美国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出于基本认知偏差，出于处在霸权国家位置的忧虑，过于焦虑。达巍也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其实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原先匹配的关系持续不下去而产生的，所以双方都要去调整，一定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变化。
以下为专访全文：
美对华过于焦虑 大选难分伯仲
中评社记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体系的国家。您怎么看待美方目前这样的判断和定义，反映了美国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达巍：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唯一超级大国，国家的霸权是通过维持国际秩序来实现的，它需要维持一套对它有利的、符合它价值的这样一套秩序来实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秩序从冷战结束以后挺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秩序，但近五六年开始，这套秩序在逐步解体，美国对此很担心，因为这个秩序一旦解体，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就衰落了。从全世界来看，它认为中国是最有能力和意图的，那么这里面得分两点，一个是能力，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说，国家很容易倾向于夸大对手的能力，同时会倾向于缩小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评价其实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意图，其实一个国家的意图是很难判断的，而且意图总在变化，没有国家有恒定的意图。从上面说的认知心理的角度看，国家比较容易从恶意的角度去解释对手的意图，从善意的角度解读自己的意图。美国可能看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推翻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推翻国际秩序。我们说中国是维护、建设、改革国际秩序的，但确实不是推翻国际秩序，而且从动机角度来说，中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为什么要破坏这个秩序呢？
1919年1月份，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这是一战结束时美国提出来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套蓝图到二战以后里面提及的很多东西都落实了，比方说航行自由、裁军、集体安全组织。我认为，中国在蓝图的准备阶段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此从意图上、能力上、动机上我都不认为中国准备要有一个替代性的秩序，但是美国出于基本认知偏差，出于处在那样一个位置的忧虑，以及由于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文明上与它都有比较大的差别，美国对此也不太能够适应，所以布林肯这么提，更多地是一个霸权焦虑的体现。
中评社记者：美国是不是过于焦虑了？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意图，而且也多次进行官方说明，但是美国似乎总是不相信？
达巍：我觉得你说美国过于焦虑肯定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影响美国自己，它会做出很多伤害他自己的行为。比方说它要打压中国的崛起，所以可能对自己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说，把任何一个国家放在那个位置上，都会比较焦虑，大概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逃脱不了的，很难避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深度专访（中评社 杨晟江摄）
中评社记者：现在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了，您怎么看目前两人的竞争力？
达巍：确实不敢做出结论，至少从民调的角度来看太接近了，没有办法预测，可能哈里斯和特朗普自己都不知道。当然在这两个候选人背后，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层一点，我觉得哈里斯出来竞选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她从不被大家看好，到现在至少跟特朗普平分秋色，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政治极化，所以民主党不管谁出来都能拿到一个基本盘，但是哈里斯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她还成为了特朗普之外至少可以让美国老百姓可投票的选项，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哈里斯是女性少数族裔，意识形态上更贴近于所谓美国的进步主义，她比特朗普还年轻很多，所以哈里斯的崛起代表了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是一股新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种竞争力能不能战胜特朗普所代表的竞争力，但是它值得我们去关注。
中评社记者：今年美国大选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暴力，目前有一种声音担心在投票之后美国会有内斗，甚至是“内战”，您怎么看？
达巍：“内战”更多的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不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内战。但是它内部的混乱会有多严重，要取决于选举有多接近，如果特朗普以非常微弱的劣势失败了，那么内斗或者说暴力的情况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如果哈里斯是“压倒性”胜利的话，对于特朗普本人和支持者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挫败。另外有一点和四年前不太一样，就是特朗普不是在任总统，现在的总统是拜登，对他来说，比较在意的是怎么样能够把权力平稳交接，而不是说让他的任期的最后还发生比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所以综合这两个因素来看，我觉得比四年前来说，相对不是那么容易失控。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特朗普以很小的差距输了，他很可能会就选举争议提起诉讼，这会导致司法再度介入选举政治。也就是说，或许在大选后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谁真正赢得了大选。考虑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分布，司法介入这样一个前景对特朗普可能是有利的。
假如特朗普输了，我们可能还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背后的这股力量会不会逐渐土崩瓦解？我个人认为，如果他输了，美国的“MAGA”运动有可能会分崩离析，因为缺少了特朗普这样的灵魂人物，会逐渐降低他们的影响，这样的话，美国政治也会趋向于安定，但如果他赢了，政治不同派别之间的对抗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谈中美关系（中评社 杨晟江摄）
哈里斯“萧规曹随” 特朗普难以预测
中评社记者：您之前说，如果哈里斯胜选，中美可能会走向一种“不舒服的共存”，这种不舒服会比目前拜登政府更强烈吗？
达巍：不会比拜登政府更强烈。其实现在中美就是“不舒服的共存”，但现在不舒服的程度比拜登头两年略好一点，因为在旧金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在稳定双边关系，很多对话机制、人文交流在逐渐向正常化的方向走。但关税还是存在，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打压还是存在，美国仍然把中国看作是战略竞争对手，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都跟中国针锋相对，这肯定就是不舒服的，而且这个不舒服还会持续下去。不舒服是个常态，但我想强调的是共存。
过去一年多，中美之间不舒服的程度略得到控制，共存的可能性更高，但它持续的时间还太短。假如说哈里斯赢了的话，我们可能再有四年的时间维持目前这样一种状态，渐渐就适应了。如果中美能够形成一种共存的习惯，这在意义上是比较大的。
中评社记者：如果哈里斯胜选，她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不同吗？
达巍：暂时看不出来特别明显的不同。从目前已知的条件下，可能哈里斯对人权问题更加关注一些，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强一点。我觉得，哈里斯要到她的第三年、第四年甚至如果她还有第二任期的话，才会更多地看见属于她自己的外交议程，目前大概更多的是“萧规曹随”。现在她周围缺少一个懂中国的高级幕僚，她对中国的关注可能不会特别多。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深度专访（中评社 杨晟江摄）
中评社记者：假如特朗普再胜选，他对中国的潜在负面影响会有哪些？
达巍：特朗普上台的情景我觉得挑战是比较多的。首先，大家都在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总统，但是他要跟中国交易什么？现在不如八年前清楚，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想要什么。第二，特朗普目前的团队普遍对中国比较强硬的，十之七八都是超级鹰派，这个比较让人担心。第三，特朗普可能会对华加征高额关税，限制更多中国人到美国的签证，甚至重新炒作新冠责任论的问题，总之特朗普正在考虑的选项都是很糟糕的。
假如特朗普胜选，他在几个选项当中选了两三个实施，必然会对周围环境带来很大的冲击。加之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可能会暂时终止。如果搞不好，中美关系会重新滑落到自由落体的阶段。有一些声音说哈里斯和特朗普没什么区别，都对中国不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美国当然不会把对华政策调整到过去那样积极，但看这两位候选人具体做的事情，区别在于一个是更大程度上的持续性，一个是新的冲击，这两个差别是很大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评社记者：目前看来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您觉得中方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预案？
达巍：第一，静观其变，然后在过渡期尽可能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不管谁当选，我们都不希望一进白宫的第一天就处理一个跟中国的危机，保持过渡期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二，不管谁当选，中国政府都应该跟他们尽快取得联系和沟通，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是特朗普上台，中国当然还是要争取跟特朗普政府去稳定中美关系，毕竟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某种可能性，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中国该反制就肯定要反制。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可能需要去考虑一些更大胆的外交做法。第一个是以更大的单边开放的心态来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跟我们“脱钩”有的时候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美国执意要这么做，我们应该去加强我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连接。现在对中国不利的是，美国拉着其他国家来跟中国“脱钩”，对我们是不利的，怎么样处理好与中间地带的国家的关系，我们自己要有点突破性的做法。第二，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看法应该跳出中美竞争的这个框架，中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处理问题，不用特别考虑美国的立场。特别要小心不要落到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陷阱里面，这样就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了。这种零和的战略竞争是美国人的逻辑，我们不要去跟着起舞。
中评社记者：一些声音在说，假如特朗普上台，美国跟它的盟友关系又会重新恶劣起来，反而减轻了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您对此怎么看？
达巍：这个想法有一点道理，但是可能太过简单。第一，特朗普上台对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应对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国跟外部世界的整个关系受到巨大的冲击。第二，特朗普上来美国的盟友肯定担心，现在已经开始了，也会导致美国的形象变差，但是对此程度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他担心，但是美日关系有变差吗？美欧关系不紧密了吗？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体系有变化吗？特朗普的上台会增加美国盟友的忧虑，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它的盟友体系就崩溃了，甚至不排除在印太地区，它的盟友体系还会进一步加强。
况且美国政府不是只有特朗普一个人在管，它具体的政策是由一帮官僚在操作的，这些人可能还会去加强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来联合对华。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可能性只是一个简化的可能性，实际上的操作比这个复杂得多，我们对这个事的期望不宜太高。
两岸关系处在危险状态 美国需对赖清德有更清晰认知
中评社记者：回到台湾问题，目前赖清德的“台独”行迹已表露无遗，而美国对台湾还是一个非常有制约性的因素，外界目前普遍认为两岸关系的前景不太乐观，您怎么看？
达巍：我觉得两岸关系确实是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我比较担心的是未来更长远的时间，现在赖清德当局的“台独”倾向是比较清楚的，他在台湾岛内受到的支持度又是有限的，那么未来他希望竞选连任的时候，会不会制造危机来动员他的基本盘？他会不会希望通过制造危机来激怒大陆，导致中间选民向他流动？这种情况在2004年陈水扁竞选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但是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的就是2004年前后中美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即便不能说是共同管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中美那个时候是相向而行的，都是要约束“台独”分裂势力的冒险行径。
现在中美两国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差距比较大，我觉得美国战略界的绝大多数人对赖清德的政权的危险性认识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赖清德政权的约束力是不够的。赖清德和蔡英文不一样，他对于美国国内有些人总在台湾问题上对他指手画脚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可能更会更危险，而且等到那个时候美国再想去控制，可能已经太晚了。
中评社记者：您觉得危险的爆点在于赖清德下一次再竞选连任的时候？
达巍：我觉得是，因为我认为赖清德会“玩火”，他现在已经在讲一些很过头的话，而且他没有表现出要缓和两岸关系的意向。按理说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即便是民进党的，上台以后也会努力尝试去缓和与大陆的关系。8年前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曾经有尝试，那个时候国台办的说法叫“这是一张未完成的答卷”，但是蔡英文至少在她的当政期间曾经努力过。而赖清德刚上来，就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状态，我是觉得他很有冲动，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动作来刺激你，来谋取他的政治利益。
这种情况下，台湾可能“拖累”美国，或者叫“尾巴摇狗”，所以美国需要及早地去管理这个关系，我觉得它目前为止的认识是不太够的，一个重要的牵动因素是中美关系的恶化，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所以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有情绪、有看法，就会比较倾向于台湾，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就是美国有些人想“以台制华”，这就比较危险。
中评社记者：美国对台政策一直有“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的争论，您认为，该政策会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愈加清晰吗？
达巍：我觉得在近中期内，美国不会改变为“战略清晰”。“战略清晰”要求美国有非常大的投入，这意味着提前把美国绑定在某个政策选项上了，而这个政策选项可能美国未必能下决心执行，不管是“弃台”还是一定的武力介入，对它来说都是个很大的考验，万一实现不了，最后对它的战略信誉是个很大的破坏。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模糊可能是成本最低但是威慑化效果最大的。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这样效果最好，如果清晰的话，那么等于美国已经告诉大陆或者告诉台湾什么情况下要做什么，对它来说其实不合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它真的通过“战略清晰”威慑住大陆，但我觉得它是做不到的。在过去一两年里面，美国呼吁“战略清晰”的人在减少，越来越多人还是觉得美国可能还是得坚持“战略模糊”。
中评社记者：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在台湾问题方面，他会不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举动？
达巍：特朗普很难预测，但是我想也有一些是清楚的，就是特朗普不太希望因为台湾问题卷入到跟中国的冲突上，因为特朗普不愿意打仗，他知道跟中国打仗对美国没有利好。经过上一个任期的学习，特朗普会在台湾问题上倾向于谨慎，现在他知道台湾问题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我不认为他还会那么草率地采取行动。也许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他会拿台湾做交易，但我不认为他真心愿意为台湾来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他有危险举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中评社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目前在中美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的这么一个大态势下，您认为两国怎样能够稳定前行？
达巍：我觉得中美的那种结构性的问题和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是短期内解决不了的，但是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中美彼此的不满意在逐渐累积，再加上疫情三年造成的人员阻隔，使得双方的接触交流都不够多，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都存在着对对方的一些错误认知，以及对对方的不够准确的研究，还有在互动当中彼此加强的那种愤怒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中美关系回到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我们更加实事求是看美国，美国更加实事求是看中国，可能美国会觉得中国对它有一定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到底是哪方面的威胁？威胁有多大？它要有准确的评估。我们应该把情绪性的东西排除，让大家都逐渐平静下来。
其实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既不是怪中国，也不是怪美国，它其实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原先匹配的关系持续不下去而产生的，所以大家都要去调整，一定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首先得恢复平静，现在我们两个国家对对方都有很大的怨气。假如中美的矛盾斗争是100分，我们能不能把它压缩到60分？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哈里斯上台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最大的机会就是她可能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静下来的时间段，但如果特朗普上台，他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我们现在的这些问题，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总得来说，中美关系不好，但也不应该这么不好，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本文2024年10月25日首发于“中评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