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回应《美国对华战略指针》

2020-07-18

编者按

2020年5月20日,白宫在其官网上发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这是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延伸,系按照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规定向国会提交的落实《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情况书面汇报之一,但也是一次程式化、系统化对华战略的试水。6月下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中心专家学者,就“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会议成果之一是形成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对“战略指针”的回应,现发布如下(7月15日出版的《参考消息》择要发表了这份成果,本文为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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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试图驱动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成为与中国的关键博弈场

傅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是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战略指针》和近期蓬佩奥等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讲话,把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把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竞争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

新冠疫情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中美两国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高下立判,让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在维护国民生命安全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是有效的。而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现在更是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待,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挑衅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外界任何干涉国家内政和改变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争取就行为边界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逐渐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习惯和能力。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和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维护自身发展权是中国对美斗争的主题

章百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中美业已开始的这场竞争或博弈中,美国要维护的是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是当前中美矛盾的核心。这一矛盾在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接近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生。然而,客观地看,中美两国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中国没有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事实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这就为中美避免零和博弈留下了空间,双方在这场斗争中都有一定回旋余地。

的确,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改进,但这种改革只能是逐步的,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中,但两国仍有机会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前提是,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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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面对困局,中美双方都需要保持理性、克制与远见。要有耐心,保持沟通和谈判以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如若不能,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对抗。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为转圜留下余地。美方尤须认识到,若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作筹码,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基础。

美国的“政治误判”是基于改变中国体制的幻想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6月24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反省”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对华态度,指责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了“误判”,以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会将中国引向“政治自由化”。这是观察和处理对华关系的美国人中间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声称过去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让美国“吃了大亏”,而让中国“占了大便宜”——这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实行经贸和技术“脱钩”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这两种观点相互呼应,异曲同工,都说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和合作政策是“走错了路”,主张美国应当向中国全面施压。

实际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坚持牵制、打压与交往、合作并举的“两手”。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合作促进了印支半岛的和平,牵制了霸权主义扩张。在本世纪初,两国的战略协作打击了国际恐怖活动,维护了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上的无核化原则。上述合作,以及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都是美国自觉自愿参与的,都是对美国有利的。

在经贸领域,中美双向投资、双边贸易、金融合作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资本向来是趋利的,哪里有美方“单方面吃亏”的道理?在国际安全和经贸领域,两国关系都是合作与摩擦并存。

至于在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误判“”,其实只反映了一部分美国观察家的幻想。中国的政治主流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给过美国人幻想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主流、舆论主流,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不断攻击而不是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美国过去的“两手”政策,从来都是有利于维护美国长远利益的,而现在的全面打压战略,既短视,也有损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中美实力日益接近的结构性原因,也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中不断“甩锅”,企图以攻击前任政府对华政策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指责中国军事行动咄咄逼人是不讲道理

姚云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

美国政府在包括《对华战略方针》在内的一系列文件中指责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增长,采取扩张的战略态势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破坏了地区稳定,挑战了国际规则与现行安全秩序。事实上,中国一直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与国家总体发展同步协调进行,不搞影响发展、损害民生的军备扩张。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中国主要通过开展多边合作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保障这些利益。中国少量的海外军事存在,即是为了履行国际责任(如亚丁湾护航),开展防务合作(如联合演训,舰艇互访),也是为了危机时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国民和资产的安全(如执行海外国民撤运任务)。这与美国在全球部署兵力,建立海外基地网络,组织军事同盟,动辄发动战争的做法大相径庭。

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复杂严峻。通过和平谈判,已经解决了与12个邻国的陆地领土划界,正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或控制与邻国的海洋领土权益争端。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强度海空侦察和侵犯主权的“自由航行行动”,两国舰机才会有频繁相遇的危险事态。只要看一看危险事态发生的地点——都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周边海域,甚至不是茫茫大洋之中——就可以明白是中国还是美国正在进行咄咄逼人的挑衅!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2020年鉴,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只有美国的1/18(320:5800)。中国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保持“精干有效”的核武库,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不愿与俄罗斯继续延长《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扬言要重新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正在从全球核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库横加指责,给中国贴上“破坏国际秩序”的标签,似乎就更没有道理了。

对《美国对华战略指针》的八点质疑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对华战略指针》这个文件对中国批评很厉害,并且重申美国的对华战略已变。美国政府要批评中国,要调整对华战略,那是他们的自由,但这份文件充满谬误,很不专业,美方就算要批评中国,也应该应该做得更加准确、专业一点。这里举八个例子。

其一,《指针》宣称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建立在期待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而这个期待是错误的。然而,美国国内很多中美关系的长期研究者和实践者却认为,美国过去并没有这个期待。显然,美国战略界对此至少是没有统一意见的。况且,在过去几十年的中美交往过程中,中国在各方面确实向美国学习了很多。说“接触”战略无效,恐怕不符合现实。

其二,《指针》说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这里就引用世贸组织前总干事、中国入世时的欧盟谈判代表拉米的观点吧。拉米在2011年就表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成绩可以得到“A+”。2018年,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拉米批评中国在政府采购等领域开放不够,但也再次表示,“中国没有欺骗,美国在这一点上错了,中国遵守了她当年签下的WTO承诺。”作为中国曾经的谈判对手、世贸组织曾经的掌门人,拉米先生的评价应当是中肯的。

其三,《指针》批评中国在WTO中“自我认定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事实是,中国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中国入世时与以美国为首的成员国谈判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可以“自封”的。如果美国认为这一定位过时,那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其四,《指针》宣称中国在境外传播反西方意识形态。《战略指针》的作者似乎在使用观察苏联共产党的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中国确实重视海外传播,但是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对中国了解,改善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传播的意识形态到底包括什么系统性的内容呢?《战略指针》的作者能不能说得出来?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在中国的宣传下,全面照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呢?

其五,《指针》宣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扩展军事影响力。这份文件为何不具体指出,除了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后勤补给基地之外,中国在哪个国家增加了军事存在呢?不断调整军事部署、建立太空军、加强反导系统部署的又是哪个国家呢?

其六,《指针》宣称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华为公司这么危险,美国政府为何一直拿不出来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华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危害了美国安全?美方为何不拿出英语里所说的“冒烟的枪”呢?

其七,《指针》在谈论应对中国的基本路径时,刻意区别中国党、政府与人民。报告宣称中国人民很好,珍视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可惜墨迹未干,特朗普政府就在7月初宣布,不允许仅仅远程上网课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已在美国的学生不能继续停留美国。这相当于逼国际学生要么离开美国,要么去冒感染病毒的风险线下上课。先别说“珍视”国际学生,特朗普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事实证明,这样做在美国国内根本说不过去,没过几天特朗普政府便把这道命令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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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资料图

其八,《指针》在讨论应对中国的原则时,搬出了“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等,这些其实就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过去几年,对这一秩序破坏最大的,不就是不断退群筑墙、不断推动脱钩、不断将国家间相互依存“武器化”的特朗普政府吗?

美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也有很多批评,其中很多人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调整。《指针》的起草人该去问问他们,是否同意这些对中国的描述?这份文件的作者还应去问问自己的欧洲盟友,对美国破坏国际秩序的担忧是在增加还是在下降,对于美国强压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大国对外战略实践接受现实主义绝对指导是悲哀的

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白宫《对华战略指针》宣称今后的对华战略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为指导,以“结果导向”为标准。现实主义和是对美国外交实践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二战后长期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是依托美国的全球主导作用维护国家利益。进入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曾经表现出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在西方大行其道,但这条路证明在世界上走不通,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向现实主义的回摆,这个“回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现实主义思想,即“里根主义”:美国在冷战时期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战略界一些人积极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这个思想被当下掌控华盛顿政治的右翼势力奉为圭臬。“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对华竞争理论,并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国家只能通过一较高下实现权力的更迭,对权力的无一例外的追逐导致冲突和战争,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但历史不可能被简单复制。其一,伴随着全球化体系、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层次和程度在不断加深,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结构关系深刻交织、极其复杂,无法用简单的敌我二元关系予以说明。其二,成熟的外交和危机处理机制可以更清晰准确地传递政治信息,由错误认知导致的安全困境不一定必然出现。其三,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超高音速武器等的出现使竞争博弈的形态和性质发生异变,大国政治更加注重经济文化、盟友体系、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不同层次的影响力构建,战争几乎沦为最后的选项。

当今世界,更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大国保持节制和审慎,通过和平共存、合作治理、互利共赢实现权力的和平合理再分配。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实践接受现实主义的绝对指导是悲哀的,由激进分子掌控而非深明事理的国务家和专业人员制定更是危险的,呼唤多边主义、国际包容以及外交及其专业性的回归十分必要。

白宫的认知严重扭曲中美经济关系实质

卞永祖(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在《对华战略指针》中的“经济挑战”部分,白宫指责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窃取知识产权等方式侵害美国利益,这实际将美国“吃亏论”进一步上升为“受害论”,更大程度扭曲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

中美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两国经济结构和全球化分工决定了互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也是基于其利益最大化考虑,是主动自发性的市场行为。2019年,中国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一个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是中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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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紧密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有利,美国更是从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并巩固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顶端优势;中国的商品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大幅度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同时,美国在农产品、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保持着对中国的巨大顺差。白宫污蔑中国政府违反公平原则,造成了美方贸易逆差,这种所谓的美国“吃亏论”“受害论”都没有依据。

白宫意图制造对抗来压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让美国自身利益受到巨大伤害,比如物价上涨、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农产品出口受阻等,都可能让其经济优势受到根本性削弱。“通商者,两利之道也”,美方不应把思维固定在“大国竞争”这样错误的冷战套路上,而应同中国构建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利益共同体。

全球经济正因为新冠疫情的不断蔓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白宫将中美原本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曲解为对美构成挑战,为两国经济交流和合作增加了障碍,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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