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进入变化、下滑和漂移状态。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与互动，不仅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也将成为左右未来世界格局演进方向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在大国博弈的复杂环境中保持战略清醒与定力，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变，动能之一是中国的崛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论断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深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 基础上，对时代特点和国际趋势做出的科学判断。
广义上讲，世界格局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力量的结构，狭义上是指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国，试图确立以“美国治下的和平”为特征的单极世界。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世界格局实际上呈现的是“一超多强”形态。经过20多年的演进和多种力量消长的相互作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发生动摇。
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收缩，构成新一轮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中国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实现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基础设施之完备、制造业规模之巨大，受到全球瞩目和认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良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在制度、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得到增强。
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对伊拉克、阿富汗采取军事入侵的行动，并试图对这些国家进行整治改造，其追求的目标超越了现实可能和自身能力，造成战略透支。而在经济层面，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趋势，2004－2014年为0.4%，不到20世纪70年代的1/4，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监管失策导致金融危机，波及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内二次分配也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贫富差距拉大。美国学者对目前的政治极化和政府效能下降忧心忡忡。
美国作为世界的主导性大国，在战略判断和政策上不断出现失误，导致国力和影响力下降，财政捉襟见肘，主导世界事务的意愿发生动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热衷于对外投入，急于甩掉“不必要的”责任，避免再陷热点泥潭。这样的美国，即便能维持世界强国地位，也已开启霸权盛极而衰的曲线。美国开始对其他大国的上升感到焦虑，从战略上重新聚焦大国竞争。与此同时，西方“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模式遭遇信心危机，欧盟出现离心和右倾倾向，内部矛盾突出，联合行动能力减弱，与美国的矛盾也在扩大。在美国国际地位动摇的背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危机。
用一组数据很能说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91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全球占比是25.7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国家是82.7%，中国是1.59%；2018年美国是23.88%，OECD国家是61.3%，中国是15.9%。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9；2010年美国自伊拉克撤军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1/2，现在则达到美国的60%以上。照目前趋势，中国在203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大概率事件。然而，美西方仍然拥有相对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体系里的优势地位，其相对下降是“慢动作”过程。考虑到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汇率因素、国际安全等变量，美国国力的恢复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的有限时空内出现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也更加突显两国包括政治异质在内的结构性矛盾。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无力阻挡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也不具备全面取代和挑战美国的充分条件，双方相互竞争、彼此防范，但又无法彻底对立隔绝。在真正确立多极格局之前，世界将在过渡期中摸索前行，这期间的不确定性和机遇、风险都会更加复杂。
2. 中国之和平崛起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背景下的新型崛起，时代的变革为中国的成功提供了机遇
.作为世界格局之变的重要背景，经济全球化有力促进了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带来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导致世界权力越来越分散，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经济、政治利益和制度、文化影响力的重置。数百年来，世界工业化和经济的重心局限于西方世界内部，冷战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促成今天这样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在全球范围更加广泛的分布，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也得以从链条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也日益暴露，财富过度集中、金融缺乏监管等弊端凸显。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泛滥。特朗普正是被这股潮流推上台的，他主张的“美国优先”，大搞保护主义，使全球体系面临裂解、重组的压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恐怖威胁、海上安全、塑料污染等全球性挑战，呼唤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国家间携手合作、防范风险。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需求，呼唤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承担部分责任。中国通过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金砖合作等努力，主动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赢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全球治理“赤字缺口”巨大，并非任何一国能独自填补，未来全球的改革和完善离不开国际协调与合作，也不可能脱开现行国际机制“另起炉灶”。
世界变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虚拟现实及合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预示着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到来，足以颠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形态。而在这些新技术力量的推广和应用中，美西方与新兴国家都参与其中，中国也及时搭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快车，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发挥制度、产业和人才优势，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网络、区块链、感知应用、5G等领域，站在与发达国家接近的起跑线上，在个别领域甚至争取到比肩的优势。当今世界，美国仍是最能孕育和研发新技术的国家，中国则以融合和应用见长，未来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和中美两国的合作。
3. 中美关系快速下滑，美方是这场博弈的挑起者，两国关系走向正成为左右未来世界格局演进的关键
国际关系理论惯用“权力转移”来描绘世界格局转换，其基本逻辑是：主导国通常不肯让权给崛起国，而崛起国必会利用自身快速增长的实力，拓展海外市场、堆积军事能力、垄断尖端技术、排挤主导国利益，借此改变原有秩序和规则，谋求与自身新的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特权”，由此导致既有秩序的瓦解。当崛起国的努力取得成功、世界主导权的过渡完成时，新的秩序就开始了。回望历史，近代以来的世界“领导权”的转换都是在西方国家间发生的，虽不乏激烈争夺，但竞逐者毕竟有着相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背景，所产生的“权力转移”本质上是同一政治文明形态内部的“领导权”更迭。比如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世界权力更迭，基本上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美国借助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实力，成功实现了对世界权力的接替和对国际体系的部署与掌控。
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再度出现调整的动向，而这次推动变化的张力不是完全来自于西方同质文化圈内的国家关系变化。新的冲击力至少部分是由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文化乃至政治信仰和发展道路都与现存主导性大国截然不同的国家之崛起带来的。中美多重特质差异决定了这一轮格局转换中的利益重置和规则的再确立，其特殊性、广泛性、复杂性，都将是数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
美国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美西方的经济、贸易等利益深度交融。美国无法像对待苏联那样全面遏制、彻底打压中国，更何况中国并没有显示出要与美国争霸世界的政治意图。中国的国际政治基因是反对霸权的，中国的国际政治主张的倾向性是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但是美国出于霸权的惯性，做不到对中国的追赶无动于衷，也不想任由中国尽享机遇。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政策，释放出大国博弈的信号，摆出如果中国不想打冷战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挑衅性姿态。但目前特朗普政府难以完成美国对华新战略思维的构建，他本人更关心的是在竞选中有过承诺的经贸等具体问题。
而美国战略界的强硬势力显示出更深的竞争意图，短期内试图尽可能地压制中国的赶超势头，长期则想通过战略围堵和遏制，赢得阻止中国获取所谓世界主导权的终极博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鹰派势力试图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摩擦中增加冲突因素，包括在贸易谈判中增加政治要求，在科技、军工、电信系统等关键领域进行“脱钩”。美国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开展战略统筹，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如果把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 “圆”算是画完了，也即美国国内基本形成必须调整政策以更坚定、有效地牵制中国的共识，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崛起的强国对手来对待。但后半个“圆”怎么画，也即究竟构建什么样的对华新政策，则还缺乏清晰的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接触合作，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
未来中美关系会往什么方向走，无非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和磨合，双方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实现某种“竞合”（coopetition）态势，即保持必要的互利合作，管控好不可避免的良性竞争。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去实现。第二种是滑向全面对抗。美国决策层确实有股力量在推动对华政策往这个方向走，其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他们已经在一些领域着力推动两国关系脱钩，作为迈向对抗的前奏。第三种则是继续像目前这样漂流（drift）一段时间，拖延对相互关系的最终定位，这样有利于更加冷静地观察和判断，挑战在于如何把控好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再反应。
美国似乎认定中国是要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较量。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而在中国，许多人认为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阻挡人民实现更好的生活。中国对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追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努力。中国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或取代美国的政策，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争的是自己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已揭开新篇章，彼此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协同，未来世界格局如何演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选择。
4. 怎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历史命题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因来自世界主要力量的消长变化，不是脱离中国发生的。崛起的中国既是“变局”中的一大促进动因，又是“变局”巨大影响的承受者，更是其方向的重要影响者之一。没有什么比做好我们自己更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把中国自身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放在一起观察与考虑，找准中国的位置、利益和作用，把握好变局当中蕴含的机遇和挑战，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坚持推动和平合作，坚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主动驾驭、影响和塑造变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影响力，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和平与发展大趋势动态演进的结果。尽管世界乱象横生，但尚未打破大国的相互制衡，尚未瓦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也未能颠覆二战后行之有效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机制。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的积极影响也将日益强有力地作用于这个世界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论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这一论断提示我们，在对和平与发展保持信心的同时，不能高枕无忧，不能对变化视而不见，必须对风险挑战的不断增多有足够的警觉和反应，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主动博弈、积极引导，努力塑造良性发展条件，有效防范、应对各类风险。
形势固然复杂，中国方向是明晰的。我们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确保迈向强国的进程不被中断，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被阻挠。大的选择已经做出，一系列次级选择和操作均需与之匹配和协调，其他所有利益和目标均应服从和服务于大的目标和方向。
美国现阶段对中国的疑虑和竞争性上升，同时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或缺的合作需求，是中国必须长期打交道的对象。美国作为霸权的衰落可能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作为世界强国仍有明显优势，对世界的金融、通道乃至信息等关键元素仍有相当的掌控力。这个现实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外部条件。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和努力维系现行秩序和体系，在此基础上改造其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应对与美国的博弈亦是需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的。靠妥协难以协调出合理的中美关系新态势，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维护核心利益和关键利益，通过斗争防范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斗争中推动形成新的交往范式，争取实现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竞合”关系。
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既是最大、最重要的邻国，也是目前在全球舞台上最可倚重的战略协作伙伴。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双边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主席2019年6月访俄时正式宣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我们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赋予两国关系更宏阔的内涵，不断开创合作新局面，这包括在“大安全”理念下将支持彼此的发展道路提升到政治安全合作的高度，也包括深化经贸关系和军事安全合作，使双边关系有更强劲的表现。
中国国际关系的根基在周边。中国要在国际上发挥大的作用，首先需要有能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需要不断增强在周边外交中的主动性，更加积极地参与亚洲事务，尽可能多地争取伙伴，以“亲诚惠容”的实际言行赢取人心。在经贸和安全上促进共同制定处理分歧与矛盾的规则和机制，以便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能有效共同应对。升级“一带一路”推进模式，例如，在处置纠纷的法律框架、环境保护的共同标准和处理债务的协调方式等方面，与相关方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更多的民生、民心工程和公共产品，加大周边合作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倚重和认同。
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框架内和平崛起的，因此有责任维护之，但也要直面现行秩序不公正、不合理和滞后于时代的方面，积极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凭借自身天然禀赋和后发优势，应能扮演更重要角色。“一带一路”倡议等为经济全球化赋能，最终将世界旧的霸权体系转换为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建繁荣的新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新科技的兴起，中国要勇立创新与应用潮头，积极参与和影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范和规则制定，努力促使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造福于人类共同福祉，而非加剧恶性斗争。中国只有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多实际贡献，才能印证“中国越强大，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越有保障”的道理。
我们也非常需要做好政治和政策上的国际传播，更好地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需要超越传统思维和方式，提升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学会不仅多做还要多说，不仅做好还要说好，培育和提升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动员能力。需要激励国际思维，扩大国际视野，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上来，增强大家对国家总体目标和外交大方向的了解和认同。在国际上更好地解释和说明自己，给世界稳定的预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取更多理解和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应是多层次的，除了官方交往，有必要动员国内各类力量广泛参与，及时主动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
当今世界处于两极格局瓦解后、多极格局确立前的漫长过渡期，风险和挑战高度集中。但中国毕竟是这次变局的主要牵动力量之一，在对冲风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意识。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期，中国崛起的大势是任何国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我们需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战略智慧，努力把握世界格局转换的正确方向，开启中国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新的全球时代。
* 选自《战略态势观察（2019）》，本文收录本书时经过作者最新修订与补充。
本文首发于《世界知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