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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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5篇文章，以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于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选择》展开评述与思考，为中美关系提供分析的新视角。

书籍信息：

【新加坡】马凯硕/著

中信出版社

本文作者：王尧池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生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翻开中美关系的新篇章。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国内反华情绪日益高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对华“脱钩”（decoupling）趋势愈加显著。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标志着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其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马凯硕在《中国的选择》一书中，通过对比中美政治文化与战略优势，梳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认为中美应当加强战略互信，鼓励良性竞争。所谓“当局者迷”，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第三方”视角，但其对于国内政治的分析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来自东亚的新视角

关于中美对抗，中美学界已经数度展开探讨。王缉思教授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合编的《释疑：走出中美困境》，收录了相关国际问题专家的专题讨论与政策建议。同年，美国前任驻东盟大使妮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主编的《辩论中国：十次对话中的美中关系》（Debating China: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en Conversations）付梓出版，中美学者以信件的方式交流彼此的观点与立场。学界一致认为，中美之间本应是一种建设性的长期关系，如今却走到“战略互疑”的悬崖，如何破除成见、相互理解、加强合作，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了解是互信的基础。近年来，观察和解读中美两国的政治生态亦成为热门话题。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克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以带有挑衅性质的叙事描摹中国政治；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则以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失灵为切入点，直指其僵化的外交政策。然而，西方学者由于缺乏对东亚政治模式的理解，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主观的偏见，鲜有学者能够以“融合式”视角，客观梳理中美问题的缘起及发展方向。

因此，马凯硕补充的“东亚视角”弥足珍贵。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印度裔家庭，在政府的资助下先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达尔豪斯大学攻读学位。学成之后，他供职于新加坡外交部，并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卸任后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聘院士。由于成长在儒家文化圈，他的著作中常常带有亚洲文化的影子，如在《大融合》一书中，他试着探讨东西方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中，他通过比对中美的政治文化与战略优势，厘清中美博弈与地缘竞争的头绪，旨在消弭误解，促进互信。

在本书前三章，马凯硕整体介绍了中美博弈现状，抛砖引玉地指出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分别剖析中美两国在之前竞争中犯下的战略失误，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具体而言，中国疏远了美国商界的支持者，美国则缺乏一个全面、清晰的对华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亟待更新。在第四章至第七章中，作者就两国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关系变化进行解读，以旁观者的身份澄清两国对彼此的战略认知偏差。在全书的最后两章，作者从中美关系视域下，分析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战略选择，并就中美关系的地缘竞争与深层矛盾进行总结。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选择》一书，分别聚焦于中美两国，力图诠释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方向。

二、中美关系的历史进路

中美关系在三个公报基础上先后经历两次重构，大致可以分为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至今三个阶段。

由于勃列日涅夫以积极介入的姿态推进世界革命，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以“关岛主义”为基点，试图重新调整美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希望借重中国力量以制衡苏联。

随着冷战结束，两种声音贯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应当积极接触中国并鼓励其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而塑造其政治经济模式与对外行为方式；另一种声音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崛起，并将其视作美国未来的挑战。2017年以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宣告接触战略破产，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认同主义(American Identitarianism)思潮日渐盛行。在偶然因素（特朗普现象）与必然因素（实力对比与认知转变）的交汇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质的转变，中国被列为所谓的“战略竞争者”与“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崛起，美国学界有几种论断甚为流行。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2004年提出，中美贸易在特定情况下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利益，这一观点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概括为“萨缪尔森之忧”。

而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另一篇政策建议中强调，美国应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前者认为中国国力的提升或与美国产生严重冲突，后者认为中国无意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将造成世界秩序混乱。两者进一步激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论调。

以今天的视角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之一便是“内大于外”：宏观层面看，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正在由“外驱”逐渐转为“内驱”。通俗地讲，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由幕后走到台前，从“棋子”变为“棋手”；微观而言，国内政治成为驱动国际对抗的重要力量，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

本书的作者马凯硕认为，中美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即政治价值观念的差异，即美国强调个人权利，中国重视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地缘政治的铁律、对于异族文化的恐惧、美国对华战略的误解成为推动中美竞争的三个结构性因素。不过作者所观察到的并非至善，中美之间日益缩小的实力差距以及特朗普“蛮权力”（rude power）的运用，都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深刻原因。

三、中国道路与中国的选择

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抱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态度，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化道路。作者首先提出的议题是：何谓“中国道路”，中国“路在何方”？

诚如马凯硕在书中所言，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是模仿西方，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有趣补充。然而，美国却孜孜不倦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制度，人权与价值观亦是美国外交最顺手的工具。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有趣的观点：美国宣扬民主绝非因为民主本身，而是更多地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即通过鼓吹民主培植一个亲美政府，或者削弱、破坏当前稳定的社会。作者此言道出了西方的“小心思”，倘若民主是这样有益国家发展的法宝，显然不会轻易授之于人。

中国是否具有“扩张的野心”，这是中国道路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作者首先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解释：美国的媒体总是选择性地报道中国的“进攻”姿态，却忽视美国自身的挑衅行为，因而塑造了一个好斗形象。而后在历史层面，作者认为汉族本质是农耕文明，中国的历史是崇尚和平的，政治思想亦非穷兵黩武。

历史为战略文化的研究提供注脚，地缘政治也总是与战略紧密相连。对于中国战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两者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而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讨论，加拿大学者江忆恩的著作《文化现实主义》具有参考价值。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道德和现实的两种倾向；近年的研究发现，此二者并非系统性对立的观念，但总的来看，儒家战略是审慎的、自守大于扩张的。作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批驳西奥多·罗斯福的扩张行径，这也与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对于美国的批判不谋而合：“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思想也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条解释的路径，这也是作者在书中所忽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的外交政策；八十年代，中国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独立自主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由此可见，这种不称霸、不扩张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今后也将延续。

四、极化与分裂：美国的当下

自“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这些“虔诚的冒险者”在荒蛮之地建立起“指引世界的灯塔”。20世纪以来，美国自诩肩负神圣的使命，向世界宣扬自由贸易的价值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后者被凝练为“华盛顿共识”，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尽管如此，美国的体制被证明不是唯一正确的，1997年金融风暴下的亚洲四小龙正是最好例证。

对于美国，作者首先批判其战略失误。总的来看，囿于国内政治的结构性挑战，美国往往作出非理性决策。当下的美国缺乏一个全面、长期、可行的对华战略，来解释和定位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字里行间之中，作者流露着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高瞻远瞩的赞许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

作者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战略失误在于以下三点：首先，“美国优先”的信条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采取单边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进而自绝于美国辛苦建立的国际多边体系，使得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急剧减少。其次，特朗普政府将美元“武器化”，频繁制裁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做好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预期。最后，究其本质，“美国是世界第一”的观念使得美国难以做好分享国际舞台的准备，这种僵化的认知使其难以做出灵活的对外决策。

战略调整的失败进一步解释了美国国内面临社会不平等的危机，而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内社会对于战略制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着重强调美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对于美国的体制，作者将其形象地描述成“新封建主义”及“美国的三级会议”。绝对的金钱带来绝对的权力，也因此带来绝对的腐败。“向钱看齐”的政治模式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机会均等”的美国梦摇摇欲坠。外交政策僵化背后掩盖的，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愈加死板的富豪政治。

具体而言，美国的智库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而在市场化运营的理念下，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智库更容易得到国防利益集团的赞助，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美国重军事而轻外交，而轻率的干预往往使得事情变得更糟。

对于国内政治议题，作者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或许不如中国，但对于个中原因并没有过多涉足。美国当下激烈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身份对抗因素与资本逻辑作用的共同结果：长期以来，两党的竞选策略强调文化逻辑而忽视阶级议题，贫富的分化使得美国逐渐形成“上层合作、底层分化”的社会结构；而特朗普遵从着美国政治制度的惯性，推行激进的政治举措，使得大国冲突将成为国内阶级矛盾转移的场域。

同时，美国的社会动荡也在自下而上地传导，具体表现为精英层面的政治极化。近来的研究发现，美国政治极化纵容了对宪法和民主规范的挑战，助长美国政治的种族化，削弱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深刻地溶蚀美国民主体制。

五、结语：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节点

自2021年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与对华战略竞争，经济遏制与安全遏制的交织大大加强中美问题的复杂程度。纵观全书，作者以对现状的批判为主，立论不多，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中美应当摒弃偏见，凝聚共识，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封闭的心态与狭隘的认知都是不可取的，这都会导致对彼此实力的误判以及战略意图的误解。只有充分调动理性，才有可能释解互疑、走出困境。

其二，作者鼓励中美之间良性竞争。两国政府都应当以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第一要义，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把外交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优先手段，致力于“和平共处”，达到中美博弈的“帕累托最优”。

其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关乎于全人类。“最终的问题不再是美国或者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中美关系将成为横亘于世界政治秩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性地管理冲突和危机符合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书中，作者以一个裁判似的视角，客观、公允地督促着两位选手，并真挚地提出意见。他以清晰的条理阐释中美之间的博弈，并客观地撷选材料加以论证，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是极其宝贵的。在具体的分析当中，作者更偏向经验论以及实证材料，缺乏理论的批判，全书多次提到地缘政治但基本在延续布热津斯基的思路。另一方面。作者“第三方”的身份使其对于两国的政治生态都缺乏深入体察，因此没有展开更多探讨。但这并不掩盖书中的闪光之处，中美之间的博弈本就繁芜庞杂，很难面面俱到。

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到乔治·凯南，显然，中美博弈给予遏制思想以新的生命。而在当下，遏制的形式与内涵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张小明教授在《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中的思考仍然极具现实意义，在此援引为结语：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大国之间的斗争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且战略竞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竞争各方能否保持自身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冷战时期如此，冷战之后也是如此。”

编：谭燕楠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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